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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茶馆》

　　《茶馆》，中国话剧艺术的经典，老舍编剧，焦菊隐等导演。茶馆的历史变迁和掌柜王利发的命运，以及环绕着茶馆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折射出时代的动荡和社会的黑暗：这是必须埋葬的时代和社会！此剧历史跨度长，人物多。茶馆，对于全剧来说，不仅是一个环境，而是一个象征，一个具有诗意的象征。茶馆的三次历史变迁，征兆着历史，也征兆这历史必然被埋葬的命运。导演要打破幻觉，打破现实主义的自然生活形态，把生活升华为诗。如幕，那么多人物上场，他特别加上一个卖福音书的角色。由于他的走动，使全场形成一种韵律，一个画卷，加上北京街头叫卖的声响，犹如一首“交响诗”。这些诗化了的场面、音响和节奏，就是从中国戏曲的剧诗精神中得到启示运用到话剧中来的。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片生活”，而是经过高度典型化、高度美化的“戏”。《茶馆》中所有人物，特别是王利发、庞太监、松二爷等，他们的一笑一颦，举手投足，他们的台词，都非生活中的自然形态，而是经过提炼的，更艺术化、更美的表演，是在“演戏”。这也是诗化了的表演，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区别开来，有了话剧的民族特色。来源：www.examda.com

　　2.《雷雨》来源：www.examda.com

　　《雷雨》是剧作家曹禺代表作，是中国话剧艺术经典。编剧曹禺22岁创作，导演夏淳。该剧运用“三一律”原则，写两个家庭八个人物一天之内发生的悲剧故事，表现20世纪初封建社会环境中 的社会矛盾和家庭矛盾，封建制度与思想对人的禁锢与摧残。《雷雨》所显示的，正是“宇宙里斗争的'残忍'与'冷酷' .” 《雷雨》对社会人生进行思索的视角是逆向的，它不是从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层面来展示一个警世故事，它是将粉饰在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上的温情面纱撕毁，审视人类复杂深邃的灵魂。当人被放置在激烈的戏剧情境之中的时候，意志和性格的较量，蒸腾出一片狞厉可怖的气息，两性之间的战争、被动选择与自我承担的矛盾、反抗动机与毁灭前提的逆转，形成《雷雨》中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悲剧情结，也触及到了人类带有哲学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引领观众作新的思考，繁漪与周萍、周萍与四凤双重乱伦的故事，以及无辜的周冲、四凤之死，无奈的周萍之死、繁漪之疯、侍萍之痴，都不过是悲剧故事的表层，而真正的悲剧性来自于人对自我选择的被限定性的反抗，以及反抗的无意识所造成的对他者的冲撞，在反抗的合理性与冲撞的无理性之间，形成了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张力。这在繁漪的身上表现得为突出。 它是世界性的艺术佳作。

　　3.《天下楼》来源：www.examda.com

　　中国话剧， “当代戏剧界才女”何冀平作。其作品看似娟秀淑女，笔下气象万千，语言老辣幽默，深刻隽永。她的《天下楼》名满天下，成为北京人艺的中兴之作，与《茶馆》《雷雨》等同列为人艺五部经典剧作。移居香港后，创作了《新龙门客栈》《黄飞鸿》《新白娘子传奇》等多部影视剧本，让人拍案叫绝。

　　《天下楼》，萧乾称之为色香味俱全的风俗画。“福聚德”的兴衰故事里流淌着对人生的感叹，盘中五味蕴涵着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何冀平写活了呕心沥血壮志难酬的卢孟实，看透世事愤世嫉俗的修鼎新，以及一生忍泪带笑后含悲而死的常贵。“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如何冀平所言，人生的苍凉，命运的拨弄，尽在一个问号之中。情节跌宕扣人心弦，北京时代市井生活的深厚底蕴为人物语言、行为和性格增色。

　　4.《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 英国诗人、戏剧家莎士比亚作，是沙翁四大悲剧（《奥塞罗》、《李尔王》、《麦克白》）之一。故事讲述了在国外求学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因父暴猝回国奔丧，见叔父克劳狄斯已经登上王位，娶了母后，极其悲痛抑郁。父亲的亡灵向他讲述了克劳狄斯毒死自己并篡位的真相。哈姆雷特在复仇的过程中经历挣扎、失去爱人和兄长，在濒死之际一剑刺死了克劳狄斯国王。在剧中，“延宕”既造成了哈姆雷特在克劳狄斯祷告时错失为父复仇的良机，同时延宕又是《哈姆雷特》一剧不同价值冲突得以充分展开的过程。如此，延宕既是哈姆雷特悲剧性事件中的因果契机，同时又是各种价值要求实现自身的过程。延宕可谓是哈姆雷特悲剧的“悲剧结”。哈姆雷特身上体现着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的优点和缺点以及他们的迷茫、矛盾和痛苦，成为世界文学史中不朽的典型形象。

　　5.《钦差大臣》

　　《钦差大臣》，俄罗斯著名讽刺喜剧。果戈理代表作。他反对低级庸俗的情节剧和毫无思想內容的闹剧﹐认为真正的“高级喜剧”应该是社会的“镜子”，喜剧中的人物不应该是漫画，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性格和典型。《钦差大臣》就是这种新型的“社会喜剧”的典范。剧中描写从彼得来的花花公子赫列斯达科夫被误认为是钦差大臣，于是市长把他请到自己家里，用女儿为钓饵以求升官晋级，其他官僚也纷纷行贿。当邮政局长私拆了赫列斯达科夫的信件之後，市长才发现了自己的愚蠢。市长这个人物不是某种概念的化身，而是尼古拉一世专制政权下的贪官污吏的典型。盲目的自信和可笑的任性是他的经历和职业造成的一种社会心理病。他对上司的恐惧﹑逢迎﹑欺骗和愚弄，也折射出统治机关的残暴和腐败。赫列斯达科夫不是“天生的恶棍”，他只不過是一個轻浮﹑自负﹑喜欢用夸大的幻想和华丽的谎言言填補內心空虛的纨绔子弟。他经常把自己的狂言呓语作为一种即兴创作而自我欣赏。这种所谓的“赫列斯达科夫精神”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剧中其他人物，如一有机会就想害人的塞姆略尼卡、专门传播马路新闻的陶布钦斯基和波布钦斯基等，也都是这个丑恶社会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赫尔岑把《钦差大臣》称作是“现代俄罗斯的可怕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