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中国会计“结”文化沉淀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纯粹的文化精髓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公元前战国时期的著作《易。系辞》中“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不仅指出上古时代曾经流行结绳之法，而且把结绳与文字和记数联系起来。汉朝人郑玄在其《周易注》中也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所作的进一步诠释认为：“结之多少，随物从寡”。这里所谓“事”，是誓约双方各执结绳以备考覆。而结绳的方式则是“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即以绳结的多少表示品物的数量。
古人为了要记住一件事，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如果要记住两件事，就打两个结，如此等等。但如果在绳子上打了很多结，恐怕想记的事情也就记不住了，所以这个办法虽简单但不可靠。作为原始的记事方法的结绳记事，不论它是用一根绳子打结，还是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归根到底，它只是一种表示和记录数字或方位的简单概念。结绳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始社会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在中国古文字资料中，凡构形与结绳相关的，或为数字，或与数字相关联，亦可反证原始结绳之法，其功能在于记数。可见在远古的华夏土地，“结”被先民们赋予了“契”和“约”的法律表意功能，同时还有记数的作用，因此可以讲，在中国会计发展的历史中，存在着一个绳文化和“结”文化时代。
结绳记事是记录及计量发展的一个必要过程。结绳记事之法，并非我国独家所有，在我国之后，世界上一些国家及民族都曾采用过这种方法。如日本德川时代的能登、骏河二国，拉丁美洲的秘鲁人，及近代北美土人等都运用过此法，尤其秘鲁人的结绳方法更为完善。据说波斯王大流士给他的指挥官们一根打了60个结的绳子，并对他们说：“爱奥尼亚的男子汉们，从你们看见我出征塞西亚人那天起，每天解开绳子上的一个结，到解完最后一个结那天，要是我不回来，就收拾你们的东西，自己开船回去。”
“结绳记事”的日子已悠悠远去，而它的故事、它的歌声却风韵依旧，在会计人的梦中结成了永远的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