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少不了名词，这就好像任何一种职业都有“行话”一样。所以，要求管理学著作写得如同白居易的新乐府那样“老妪能解”是不现实的。但是，现实中往往可以看到，管理学的名词术语会把你折磨得昏头转向，甚至看不出作者要说什么。对此，我们需要辨析管理学中名词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辨析的标准是什么至关重要。可能有人会觉得，名词术语少，易于理解，就是好文章，名词术语多，非常专业，就不算好文章。恐怕不尽然。有些文章术语不多，琅琅上口，固然不错，但有些文章术语连篇，深奥难解，照样是经典。像巴纳德的《经理人员的职能》，读起来就很费劲。这本书里的有些名词，不仔细推敲就难以把握。比如，尽管巴纳德不厌其烦地解释“能率”和“效率”（汉译本译为有效性和能率）的区别，解释“无差别区”的用意，但是对外行来说还是具有理解上的困难。这种理论著作，如果没有必要的专用名词，就很难把事情说清楚。所以，这类名词，就是不可缺少的。甚至在没有现成名词的情况下，为了作出学术上的准确阐释，还需要造出新词来。比如社会学家布迪厄，为了解释学习而形成的习惯，专门造了两个新词“习得”和“惯习”。还有如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创造的“证伪”，库恩创造的“范式”等。这些，都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管理学中的名词是否必要，是否合理，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名词是帮助你理解，还是阻碍你理解。这个标准，实际上是学术与巫术的分水岭。一般来说，学术是把人们不明白的东西力求说清楚，而巫术是把人们本来还明白的东西故意说神秘。按这一标准来判断名词术语，八九不离十。
　　现实中有一些管理学著作，在使用名词时恰恰同上述标准背道而驰。作者好像总害怕读者弄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所以，尽可能要用名词把你绕进去。似乎不夹杂几个谁也说不清的词汇，就显得没有学问。对这一点，汉迪曾经有着辛辣的讽刺。但是，管理学界依然我行我素。中国的管理学界，这种用名词唬人的现象更为常见。
　　凡是那种看了只觉得玄乎而更加敬畏的名词，凡是那种无助于理解且不讲道理的名词，大体都属于上述情况。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通常是学术上的底气功力不够，所以要靠它来撑门面。反过来，凡是必须用来说明某种原理的名词，凡是只有使用它才能更准确地阐释道理的名词，不论难易，都在必要之列。
　　还有一种现象，在翻译著作中更为常见，就是使用大量缩略语。缩略语不是不可用，在美国人的著作中也很常见。但是，如果这个缩略语让内行也看不清楚，那么同样是用来蒙人的。以广告为例，如果尽可能说清产品性能，就属于正常的推销；如果迸出一堆谁也不明白的缩略字母组合，就有可能是让你上当的。外文缩略语如此，汉语缩略语同样如此。
　　即使缩略语不制造神秘，如果缩略不当，有可能带来误解，那也是学术著作的瑕疵。不信，你不妨试试，把“购房事务”、“人才流动”缩略为“房事”、“人流”，看看效果如何？
　　恰当运用名词术语，是管理学研究和表达的基本功。满口拽文并不代表深刻，简明扼要也并不等于浅薄，让人越看越糊涂才是大忌。当年朱熹曾经对作学问说过一段话，可以让今人引以为戒：“圣贤言语，一步是一步。近来一种议论，只是跳踯。初则两三步做一步，甚则十数步做一步，又甚则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学之者皆颠狂。”（《朱子语类》卷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