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规，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明清两代，官场风气和行政效率就都同陋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时至今日，“陋规”的名称虽已不在，但在形形色色的管理活动中，陋规依然影影绰绰，无论它寄生于企业还是政府。 
    所谓陋规，实际上就是不成文的官场办事规则。“陋”是指没有正式文件，在《六部则例》上查不到：“规”则指实实在在、明白无误的显规则，而不是价值观念意义上的潜规则。如果准确地翻译为现代汉语，陋规应当直接表述为“官场礼则”，说白了，就是官场的送礼规矩。
    官场上的润滑剂
    如此陋规，缘何而起？据考，这种风气源于明朝朱元璋的低俸政策。朱皇帝出身贫苦，认为“凡官皆贪”，因此在他制定的“祖制”中官吏俸禄就被压得极低。《明史。食货志》有云：“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此外，朱皇帝严格禁止他的子孙更改祖制，敢有妄议者，杀无赦。好在官员手中有权，权可以变成钱，这比更改祖制要容易得多。其实从成祖朱棣之后，官吏的收入基本上就不靠俸禄而靠受礼了，清廉奉公的官员也不例外。“大气候”如此，朝廷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皇帝也心知肚明，只要不搜刮过份，就是好官。久而久之，官员收礼就成了惯例，而且是官方默认的惯例。甚至官方在计算官员收入时，都把俸禄简略不计，只算各种礼金。什么职务收多少、哪些时候该送礼、送礼的规矩和途径有哪些，都有了不成文的章法。官方许可，民间无奈，相沿成俗，概莫能外。
    清朝入关，将明朝的制度照搬不误，低俸制随之沿用下来。官员收礼也有了比较固定的称呼，一般叫做陋规，正规一点称为规费、规例或赠与。各种规费名堂繁多，夏天谓冰敬，冬天谓炭敬，节庆谓节敬，生日谓祝敬，过年谓年敬，门生拜见谓贽敬，出京辞别谓别敬，过往客人谓书仪。赠与关系更包括乡梓、同年、亲戚、门生、故吏、同窗等，数不胜数。
    送礼必须要有来源，主要的就是地方州县官征收的火耗。古代实行包税制，地方州县向朝廷上缴的赋税有定数，还必须是规格一致、成色统一的库平纹银。倘若数额不够，负责官吏就要包赔。事实上，从民间征收来的只是铜钱或碎银，官府要把铜钱兑换成银两、将碎银熔铸成标准银锭。这样一来，就要在正税之外加派一定比例的“火耗”，意为熔铸过程中的损耗。实际上，熔铸损耗之外，官府征收和解送等杂七杂八的费用也被划入火耗。
    康熙帝曾公开说：“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是好官。”实际上，康熙帝十分清楚，火耗远远不止一分（1%）。号称康熙年间清官的嘉定知县陆陇其，也要加征四分火耗（4%）。因各地情况不一、官员心态各异，对加征火耗的比例，朝廷并没有统一规定。各地按沿用已久的习惯操作，“每两有加至二三钱、四五钱者”，“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正税与火耗的关系，同当代税与费的关系类似。根据现有的资料综合来看，清代的火耗大体在正税的10%～50%之间。火耗的结余，称为耗羡。这笔数目不小的“预算外收入”不受朝廷控制，也就成了官吏的补贴。
    享有税收权力的官员就有耗羡，自然免不了引起政府各部门与各层次之间的不平衡。结果，耗羡还要“再分配”。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礼仪的国家，清朝衙门大堂之上常见的匾额“天理人情国法”正好反映出官员的行为准则。自从理学兴起，“万事抬不过个理字”，“天下惟道理”；其次，必须考虑人情关系，以情辅理；后，才是遵循国法，国法也是为天理人情服务的。可见，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由“天理”确定其价值准则，由“人情”定位行为规范，由“国法”充当运行工具。耗羡只有一部分官员（州县亲民官）拥有，其他官员如果不能染指，既不合天理，也不近人情。
    如此一来，以送礼方式形成的陋规，就成为调节官吏收入的主要途径。而陋规不但能平衡收入、调整心态，更重要的，这种送礼方式符合中国人的基本社会规范，能够在官员之间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联络关系。可以说，陋规是传统官场的润滑剂，离开了它，官僚机器就会变得生硬，甚至磕磕碰碰。
    合法却悖情逆理的变革
    问题是，陋规的存在难免令官场的运作萌发出私情的成分，甚至以情害理，以私害公。雍正帝即位以后，决意改革，大力推行耗羡归公。具体做法是，以各地实际结余的耗羡为基数，提取归公；这笔钱专款专用，除补充国库亏空外，一律用作朝廷下发给地方官吏的薪俸补贴，称为养廉银。按照雍正帝自己的说法：“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具体办法见《清史稿》卷294《诺岷传》）大体上，雍正时的提解耗羡总额为422万两，约为当时正税的14%，专用于养廉银开支，不得他用。各种官吏应领取的养廉银数额，根据各地的贫富、政务的繁简等因素确定，再从所提解的耗羡银中支取。每年各省督抚养廉银为一万至二万两，布政使为五千至九千两，按察使为三千至八千两，道员为二千至六千两，知府为八百至四千两，知县为五百至二千两，依此类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俗语，就是由此来的（许多人用这句话形容贪官，实乃误。注意其中的“清”字；当然，“十万”是虚指）。
    这样一项改革，实质上就是把地方上默认的私下收费变成了朝廷正规的征税附加。原本用于官员私人之间的润滑剂虽然数额未变，但性质却变了——人情关系变成了公事公办。雍正此举可谓用意良苦。以现在的眼光看，这里面不乏由人治到法治、由伦理式管理到制度化管理的因素。原来官吏的灰色收入被漂白了，可谓“纪纲整齐，弊革风清”。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赞口不绝：“我宪皇帝（即雍正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目冒（目冒为一个字）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斤斤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文史通义》内篇卷50）。民间留下了“康熙之时有清官，雍正之时无清官”的说法，也正映射出制度化管理和伦理化管理的差别所在。
    然而，这种制度层面的改革阻力极大。“国法”变了，而以往陋规所体现的“天理”和“人情”却不能照旧维持，于是产生了激烈的摩擦。从一个具体事例上，就可以看出雍正改革的难度。根据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当时到广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68种名目，总计1950两白银。时任粤海关监督的杨文乾，按照耗羡归公的政策，大刀阔斧整顿，把陋规变为正式附加关税，红包式的礼银统一归公，再分拨到相关衙门作为补充经费。杨文乾的举措显然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完全符合雍正的新政方针。问题在于，这种陋规涉及诸多利益和人情面子。没有了陋规红包，衙门办起事来也就不那么顺溜。外商叫苦，官吏埋怨，吏胥怠工，行商喊屈。这种化红包为公款的耗羡归公，用现在的眼光看，倒是符合韦伯式科层官僚制的基本精神，但同中国国情却偏偏那么隔膜。得罪人的事，全让杨文乾做了。所以，他的官不那么好当。广州官民上下一心地想要扳倒杨文乾，可杨文乾的改革是按雍正的大政方针做的，所以只能从别的地方下刀子。这种地方其实很好找——就是贪污。任何一个王朝，收拾一个当官的，得民心而且也名正言顺的，就是惩处腐败。于是，由福建巡抚常赉出面，狠狠参了杨文乾一本，有鼻子有眼地说杨贪污达30余万两。对于这种官场游戏，雍正心知肚明，于是，一不查二不办，反过来却派杨文乾到福建查办仓库亏空。在雍正的力保之下，杨文乾才没有丢掉顶戴，算是不幸中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