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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向失败者学习

2008年6月24日作者:袁学伦网校课程 在线题库评论
    中国管理30年的变迁,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幸存者”游戏,是一段“吹尽黄沙始得金”的历炼,在仰慕于幸存者金色光环之时,我们不可忘记,那些纷飞的沙粒并未遗落,它们就铺在我们的足下,时时硌着我们的脚底,警醒着我们正确的道路通往何方。
    让我们穿越波澜壮阔的中国管理史卷,去甄寻那些珍贵的沙粒,在反省中汲取到前行的力量。
    “承包大王”不堪重负
    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很多都有浓厚的个人英雄情怀,取得了一些成就就过分自信,盲目夸大个人的力量,走入经验主义、理想主义的迷局。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当年的英雄马胜利的悲剧。
    1984年,马胜利承包河北石家庄造纸厂,根据市场需求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厂子顿时有了活力。“马承包”很快名闻天下,全国掀起了“向马胜利学习”的热潮,他提出的“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承包思路成为国营企业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
    1988年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成立,马胜利承包了20个省的100家造纸企业,他一人担任100家分厂的法人代表。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元;1991年5月,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解散。1995年,马胜利被免职退休,不久石家庄造纸厂资不抵债申请破产。
    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首席合伙人王璞看来,这是承包制PK股份制,承包制败下阵来。马胜利的失败充满了时代的悲剧性,体制已然注定“神话”不会长久。而且,变革必定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自然会遭受到一定的抵制。在变革的同时如何巧妙平衡各方利益,这是后来者应该掌握的一门学问。
    马胜利身上有着中国企业家至今难于摆脱的个人英雄主义,过于骄傲自满,缺乏创新,总相信过去的经验可以解决未来的问题。
    马胜利还体现了中国企业家一大通病,头脑发热盲目扩张,只想着承包潜力很大,却忽略承包速度过快数量过多,早已超越个人管理能力。
    “一代标王”速生速死
    “兵马未动,广告先行”,过分放大媒介宣传的作用,豪赌广告一招鲜,在今天中国企业界,依旧盛行。看看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各式各样的运动服装品牌真金白银在这个平台上轰炸,谁敢断言他们中间不会重演昨日爱多的故事?
    1995年7月,胡志标和好友陈天南成立广东中山爱多电器公司,生产当时刚刚兴起的VCD.当年10月,胡志标豪赌一把,把他千辛万苦贷到的几百万元除了留下买原材料的外,一股脑儿投进中央电视台,买下体育新闻前的5秒标版。爱多的名声在全国迅速打响。
    1996年夏天,胡志标用爱多的全部利润450万元找国际影星成龙拍了一条广告。揣着这条广告片和8000多万元经销商的集资款,胡志标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1997年,爱多的销售额从2亿骤增至16亿元。当年11月,爱多以2.1亿元的出价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第四届“标王”,全国轰动。
    但好景不长,1998年,爱多便开始出现财务危机。1999年,陈天南与胡志标股权之争严重打击了爱多。2000年,爱多负债高达4.15亿元,被破产清算。
    王璞说,爱多是盲目的广告把企业和产品催熟,但股东之争终导致早熟变成早死。
    爱多过分突出广告的作用,注重知名度放大带来的短期效益,盲目依赖单一广告策略,却忽视品牌的长期建设。
    爱多的速生速死,是草莽英雄“机会主义”的浓缩。企业重视把握市场机遇,快速推销产品,却无人关心长期的发展战略与科学管理。
    重视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是爱多给予其他企业的一大启示。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理会自己背了多少债务,不计算产品的利润,任何营销计划都不考虑财务因素,这样的企业焉能不亡?
    德隆军团土崩瓦解
    在资本追逐利益的天性驱动下,现在的企业很容易走上产融结合的道路,但这条路更容易让企业忽视实业造血能力、忽视高资产负债率的财务风险,迷失于产业结构失调的歧途。德隆早已给我们写下了产融结合血的教训。
    1992年,远在边城乌鲁木齐的唐万新倒卖原始股积累了自己的桶金。此后,唐万新成立的德隆公司先后进入娱乐、餐饮、房地产、农业投资领域。
    1997年至2002年间,德隆进行了堪称“大手笔”的产业整合战役,德隆系开始成型。2001年,德隆打造出类似金融控股公司的平台,实现了对金新信托、新疆金融租赁等众多金融机构的操控。在上海友联的操控下,德隆推出一系列金融新产品,但这些金融产品在德隆资金链绷紧的压力下逐渐萎缩。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市值蒸发过百亿元,德隆运行崩盘。此后,德隆资产被托管,悄然谢幕。
    王璞以为,先行半步是领先,先行一步成先烈。德隆冒险进入非准入的金融业无异于进入地雷阵,任凭天大本事也插翅难飞。
    快速并购扩张赖以支撑的金融链条断裂是德隆全面溃败的直接原因,德隆介入的传统产业整合,投资回报周期过长,而与其融资周期及金融扩张之间的差距始终存在,过于激进的发展模式更是成倍放大这一差距。
    多元化结构失调和总体战略迷失是德隆崩溃的主要原因。德隆走的是一条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的多元化发展道路。但德隆虽然规模庞大,却并未建立任何所谓的产业优势,“产业整合”没有注重以传统产业的变革、价值提升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为基础。
    公司治理缺失是德隆失败的根本原因。整个德隆只有唐万新一人清楚实业和金融家底的运营状况,重大决策终变成唐万新一人说了算的困局。
    “中药巨无霸”大厦崩塌。
    企业家独断专行,以个人意志主导企业决策,以“人治”挤压“法治”,监控机制缺失,这种企业目前并不在少数。娃哈哈的宗庆后至今连副总裁都不设一个,不知他偶尔会不会想想三九集团的故事。
    1985年8月7日,赵新先受命到深圳笔架山创办南方药厂,成功开发出“三九胃泰”。 1988年,南方药厂产值达到18亿元,利税4亿元。1991年10月,南方药厂更名三九集团。
    从1996年到2001年,三九出手购并了140多家地方企业,总资产猛增到186亿元,形成了医药、汽车、食品、制酒、旅游饭店、商业、农业和房地产八大行业。由于赵新先太过心急,并购中盲目地吃下了很多“烂桃子”,到1998年,三九的负债率已经高达80%.2000年4月“三九医药”在深圳上市,又在资本市场和互联网大肆扩张,在不到一年时间,成为三家上市公司的主人。
    2003年9月28日,媒体披露三九共欠银行贷款98亿元,“讨债大军”纷沓而至。2004年5月16日,赵新先被免去三九企业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职务,一年半后又因涉嫌“向境外转移资产”被捕。
    王璞认为,并购要成为一帖企业成长的灵丹妙药还须管理做药引子,这不仅是上一代企业家的宿命,也需要今天企业家觉醒。并购+管理=高速成长。
    三九的管理始终停滞在企业家个人阶段,无法形成有效的监控系统。高度人治的结果,使得管理决策随意盲目,内部约束力丧失,个人意志主导资本运营。
    内部管理不健全是三九集团衰败的另一大原因,从总部到分支公司共设五级,管理层次多,效率低,在日常运营中,到第三级后总公司就已完全失控,财务管理体系混乱。
    地产黑马超速脱缰。
    盲目扩张是渗入中国企业家骨子里的冲动,是中国企业挥之不去的一大顽疾,今天甚至未来可能还会有众多企业罹患。知名房地产中介创辉租售前不久遭遇“崩盘”危机,就源于此前两三年的规模盲目扩张。说起盲目扩张者,我们自然会想到孙宏斌。
    1994年3月,孙宏斌怀揣柳传志借给他的50万元,到天津创办顺驰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2000年8月,顺驰击败众多对手,以1.72亿元的价格拿下天津的两个热门地块,轰动津门。
    从2000年到2003年,顺驰在天津相继开出了60家连锁店,几乎覆盖了整个天津市场。从2003年9月到2004年8月间,顺驰旋风般跑马全国,得到“天价制造者”的雅号。2003年,顺驰实现销售额45亿元。
    但是2004年3月到5月之间,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使房地产业的冬天突然降临。楼市销售量急速萎缩,银行放款速度迅速减慢,顺驰的资金链骤然绷紧。2006年初,媒体曝光,顺驰拖欠的土地费用加上银行贷款余额,总计46亿元。此后,孙宏斌低价出让了顺驰的股权,高速奔驰的黑马脱缰倒下。
    在王璞看来,太渴望成功高度的个人,太依赖宏观调控的行业,导致了孙宏斌和他的顺驰不是在瞬间爆发,就是在瞬间死亡。
    顺驰的倒下重复了中国企业一再上演的错误:战略目标设定过高,不切实际,贪大求快,终在高速膨胀中迷失自我,暴露出众多管理短板。
    顺驰的商业模式存在致命缺陷,利润率过低,抗风险能力极弱。其“快速拿地、快速开工、快速销售、快速回报”的“四快”模式里,只有“快速拿地”做到了,在十几个城市同时开花,资金负债率高,一旦银行要收回贷款,资金链断裂,企业马上就停止运转。
    授权不当也是顺驰失败的重要原因—总部过分放权给地区公司,地区公司可以任意买地,可以自己随意决策;授权什么,管住什么,放开什么都没弄清楚。
    附文:
    失败者的贡献。

    失败者是先行者、探路者,他们更应该被人尊敬。
    TCL这两年因国际化不利而屡遭指责,但它的具体实践,以及进军国际化遇到的种种难题,都是留给其他中国企业为宝贵的财富。史玉柱被比作中国“著名的失败者”,巨人集团倒坍之后,史玉柱坦陈自己是多元化的受害者,这也给当时的民营企业多元化扩张敲响了警钟。如今史玉柱只专注于网络游戏,不再理会诱惑。在达能强行并购娃哈哈事件中,虽然没有的失败者,但从改革开放至今,这类合资企业的利益纠纷不断发生,应该遵从怎样的商业规则,中国企业要怎样去争取主动权,用市场换资金、换技术等等,都值得我们去冷静思考。
    附文:
    30年中国企业的4大显性变化。
    盘点30年的过程中,《经理人》发现,就普遍性而言,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变化—市场意识。1985年,著名的“张瑞敏砸冰箱事件”,既可视为中国企业质量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中国企业初具市场意识的写照。经过20多年的发展,张瑞敏领导下的海尔已成为中国企业界的标杆,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市场意识,也在中国各类企业深入人心。
    品牌意识。从完全没有品牌理念到倾力打造企业品牌或产品品牌,中国企业的成长史,亦是品牌理念不断深化的过程。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企业对品牌的理解仅停留在品牌传播方面。如今,体系化的品牌运作,已被中国企业视为打造长青基业的重要法宝。
    现代企业管理意识。现代企业管理的思想,已被中国企业界普遍接受,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深入人心。一批的中国企业已能将西方的标准化管理与中国的特色文化相结合,孕育出富有独特魅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30年来,从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怀疑、迷惘、争锋到全面接受,为中国企业全面接轨世界奠定了基础。
    服务意识。优良的、精细化的服务,不仅成为携程、如家等服务企业的成功法则,也成为海尔、联想等现代企业市场竞争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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