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三年来，中央十分关注社会公平问题，为解决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困难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受到群众欢迎，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目前，一方面是教育规模达到了历史上最好水平，成绩确实很大；但另一方面，按照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教育人文质量有所下降，教育价值有所失衡，教育行为有所失范，特别是教育公共投资不足，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已成为普遍性问题，实在令人忧虑。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世纪末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较少的投入在配置上也不合理，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世纪末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1996年还一度跌到2．44％，2003年才占到3．41％，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教育投资包括国家投资及社会和私人投资两部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中国社会和私人投资占到总投资的44％，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这些均与科教兴国的国策不相适应。
这一较少投入在配置上又存在不合理。以2002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引自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即便同在农村，城镇中小学和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以及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
建国后，国家对城市中小学基本建设历年均有投资，对农村则投资很少。从1983年起，由于先后普及小学教育和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全国各地均动员农民集资解决中小学校舍和危房问题。
以湖南省为例，1994年全省农民集资4．6亿元，以后逐年大幅度增加，到1998年高达8．85亿元，农民承担了农村中小学校基建的绝大部分资金。1999年，由于农民对此反应强烈，政府采取了措施加以纠正；但随后又刮起了乱收费风，农村更为严重。
此外在政策上，录取分数线和录取率不公平问题，本来应该随同每年大学招生人数的调整和增加，逐年着力加以缓解，但力度仍很不够。再加上这些年大学收取的学费增长过快，给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也带来困难。
以上这一切，人为地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已将激烈的入学竞争和无从禁止的“择校热”，由高等教育阶段下延到义务教育阶段，使全社会公民本应大致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家长之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
“卖考分”泛滥使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遭到破坏，“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不能不承认，多年来教育经费不足，解决办学困难的任务被下放到基层，放任学校和教师在微观上去“搞活”、“创收”。但“创收”的压力又转为“牟利”的动力，使“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