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均走过专制时代，中国改革前的许多“一刀切”政策就带有专制色彩。“一刀切”的政策过于强调事物的共性，忽略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征。此外，“一刀切”掩盖了一些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的无能，浪费了社会的有效资源，约束了领导才能的发挥。
随着中共十七大日渐接近，中国大陆已有十多个省份通过换届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据中共中央组织部透露，地方党委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换届，直至今年上半年全部完成换届选举。民间分析指出，省级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和其他常委的提名年限必须遵守“3－1－8”红线，即党政“一把手”的年龄不得超过63岁，纪委书记的提名年龄不超过61岁，其他常委的提名不得超过58岁。
存在一些弊端
根据中共中央的任职年限规定，省级党政“一把手”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他常委为60岁。据报道，中央组织部最近在四川省委书记换届时明确指出，届时现任书记张学忠已到“不提名年龄”之限，因为张学忠已超过63岁。这一以年龄为准绳制度也影响到局级和处级人才的提拔。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改传统的老人政治，大规模提拔年青干部，为经济改革和政治发展注射了新鲜血液和创新活力。在十年文革动荡给整个社会造成青黄不接之后，极力培养和提拔年轻人才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政治持续进步和社会持续安定团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以年龄作为一项主要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升迁，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从组织学和管理学来看，由于人才市场供给过剩，为了降低管理成本，暂时采取以年龄为准绳的办法选拔干部是可以理解的。这在特定的背景下可以尽快使干部队伍年轻化，有效使干部的换届和晋级制度化。但是，长期用这个办法会造成社会总成本的增加。
年龄“一刀切”是一个机械、简单的管理办法。每个人的能力、精力以及各岗位所需要的经验是不同的。对于在位的领导者，如果他是一个有能力和有精力的人，由于年限而停止他的工作，这是一种浪费。对于新人，急速提拔往往会拔苗助长，这样也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以年龄为准绳使一部分干部匆匆而上、另一部分干部匆匆而下，造成干部队伍缺乏稳定性。
再者，由于年龄而排除有技术、有能力、有经验的管理和领导者，也就排除了这些人所拥有的技术和社会资源。如果在企业界，这样就会为其他企业提供人才并使他们一个个成为针对原企业的竞争对手。中国面临着老龄化问题，如何让越来越多的“超龄”人才充分发挥余热，急需研究。
其次从新制度学的角度来分析，年龄“一刀切”往往会造成两个方面的不良结果。其一，由于人们总是会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当意识到由于年龄的限制自己无法晋级后，他们往往会去防范由年龄所带来的损失。其中一些人可能工作热情下降，开始埋怨组织，不务正业，并开展自己的“副业”。中国近些年出现的“59岁现象”或“39岁现象”，不能说没有制度根源。
当然，个人的理性选择并不等于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然而，制度的建立应该将个人利益作为考量之一，引导和规范个人行为，以使之对社会而言合情、合理、合法。
“不拘一格降人才”
其二，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面对年龄“一刀切”的压力，官员们往往急功近利，以短期效益为目标，做表面文章，从而忽略政策的长期性及其长期影响。再者，从上级部门来看，主管官员往往只注重那些接近年龄上限的群体，急于培养和选拔他们，从而忽略了广集人才，难以真正做到以才择人，直接造成制度性的人力资源流失。
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年龄“一刀切”的武断背离了这一优良传统。选贤任能不可以年龄论英雄，实践证明并不是越年轻越是好汉。中国自古以来所强调的智慧，是经验、能力和知识的总和。管理层所需要的智慧不应该被机械地、简单地套上时间的紧箍咒。
当中国崛起走向世界时，人们往往会把眼光投向发达国家。就美国而言，政府官员任职在年龄上有下限但无上限，即：35岁以下不得任总统；30岁以下不得任参议员；25岁以下不得任众议员。在政治家竞选时，选民会通过候选人的政策、能力和体力来决定投谁的票。美国已故总统里根70岁当选总统并任满两届，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八年的高速发展。
美国政府为三权分立，总统有两届任期限制，而国会议员责无任期之限。曾经有个南卡州的佘蒙先生曾历任八届美国参议员共48年，直至100岁才退休。另外，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则是终身制。由于社会组织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确实需要具有不同的用人制度。
从历史发展看，在政府建制和社会精英的培养上，年龄的考量改变了以往“老人政治”。但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已经开始起飞并寻求持续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时，人们应进一步考虑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对知识、经验和年龄的要求，并任命和提拔有用之才，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
淡化年龄的考量，灵活运用人力资源，也有助于化解社会代际之间的矛盾，为建立社会和谐充分利用各年龄段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