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某种意义上,“人才难得”是一个伪问题 魏王、楚王肯定也有过“人才难得”的焦虑,但刘邦没有。跟刘邦一样,唐太宗李世民也没有。李世民要求他的宰相封德彝荐举人才,但等了很久都没有消息,于是一再催促,封德彝说:“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是当今没有人才!”李世民气愤地说:“这算什么话!帝王治理国家,都是取才当世,岂有到几百年之前去借人才的。你只能说自己不知道人才是谁?在哪里?怎么可以平白无故地诬蔑一代中国人呢。”封德彝大为惭愧。就此一点来看,千百年来,中国人真心地崇拜李世民大帝不是无缘无故的。
司马光德才兼备论的“筛子”太密,太过求全责备,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能臣吴起、陈平、韩信、管仲、百里奚……都通不过。我的看法是,在崇尚竞争的年代,“重才”还是应该大于“重德”。德之缺失,在现代工商社会就大处说有国家法律、社会舆论加以制约;从小处说,也有企业内部制度与文化的监督。如果抱定非德才兼备者不能用,那的确是人才难得了。而且过分强调德,推至极端,就会使“无才便是德”大有市场。东汉仲长统在论“三公”(国家最高辅政大臣)人选时说:“从中期开始,选任三公,都务必从清廉忠厚、谨慎小心、循规蹈矩的人中选拔,这乃是妇女的楷模,乡间的平常人罢了,怎么足以身居三公高位呢?三公的人选如此平庸,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这岂不是遥远的事情吗?”是的,一个主要由“妇女的楷模、乡间的平常人”组成的公司,希望做大做强,的确是遥远的事情。
来源:www.examda.com 综观中国历史,“德才之辩”蔚为大观。其中,重德者之末流渐至“(女子)无才便是德”,而重才者之末流渐至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鸡鸣狗盗之徒”。同样,一个主要由“鸡鸣狗盗之徒”组成的公司,它的天花板高度也很有限。中国智慧是一种(用阴用阳)平衡的艺术,并不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无论如何,德才兼备都具有标杆的意义;无论如何,“重德”还是“重才”都不能只在“末流”的层次。
四、招不到人才的策略检查表 与其感叹人才难得,不如更多地从用人者自身寻找原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开发出一个招不到人才的策略检查表。
如果礼节很完备,情意很殷勤,而贤才仍不愿出来做官,则圣明的君王应该冷静地自我反省:
1、难道是我的品德太薄,不值得他仰慕?
2、政治太混乱使他无法辅佐?
3、奸佞当权,使他不敢出来做官?
4、我的诚意不够,使他忧虑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
既然天下不可能无才,但为什么人才不肯到我这儿来呢?司马光明确要求领导者“内省”,问自己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领导者自身的。现在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社会,人才不肯来,可能是他们看不上公司的领导者,至少是不认同,或者不认同领导者的为人,或者不认同领导者的价值观;
第二个问题是认为公司管理一团糟,我就是来了也无法展开工作,到时双方只有损失,而没有价值的创造;
第三个问题是公司人事上有大问题。
领导者可能只信任家族成员、好朋友、过去的老战友、老同学、老同乡等等,他们天然地排斥外来的职业经理人;第四个问题是领导人虽然对我发出了邀请,但诚意不够,诚意不够或许是重视程度不够,对我的建言或许只是表面认同,而内心却不认为是这样。
给真正的人才多一点诚意,投资回报率会非常高。207年,46岁的刘备“三顾茅庐”请26岁的诸葛亮出山是中国人才史上最有名的佳话。三国时代的主要人物,曹操年纪最大,生于2世纪50年代,刘备生于60年代,孙权和诸葛亮都生于80年代,拿现在的说法,孙权和诸葛亮都是“80后”,他们对曹操和刘备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小字辈。推究起来,在《三国演义》里老是哭鼻子的刘备用人的本事了得,“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就要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操再三劝降关羽,而关羽却说“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一个要成就大事的人就应该克己而虚怀若谷,为什么大海最大?因为大海最低。用“低”来成就“大”,这就是中国智慧。但凡一个人有某些方面的才能,当然会骄傲一些,因为对他来说,有这个才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且领导者现在正需要用到他的才能,的确是有求于他,自然应该谦卑一点。
五、让人从“无用”到“有用”,从“小用”到“大用” 如果跳出僵硬的“德才之辩”,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说得非常透彻:“充分发挥人的长处,才是组织存在的唯一目的。要知道任何人都必定有许多缺点和短处,而缺点和短处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却可以设法使其不发生作用。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充分运用每一个人的长处,共同完成任务。”
历史是人物博览会,而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不能完全以德才来作泾渭分明的标签。没有纯粹的君子,也没有纯粹的小人;没有纯粹的圣人,也没有纯粹的愚人。明代李贽说:“夫天生一人,必有一人之用。”真正伟大的公司领导者正需要放开心胸与眼量,不拘一格,让人从“无用”到“有用”,从“小用”到“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