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理：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三）

　　要解决此难题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科技进步，使模糊的工程质量能变得清晰；二是加强承包商的素质管理与招投标管理，让好的承包商拿到标；三是设计最优契约，让承包商与开发商的利益一致起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让承包商有提高工程质量的内在动力。只有开发商对工程质量有充分的关注，这样才能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之后清除质量隐患。实际建设市场中的开发商是一个复杂群体，虽然开发商都是经济人，以追求效用最大为目的，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与工程质量的关联程度的不一致，导致他们对工程质量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法规旨在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必要的，不能让步。根据投资目的与工程质量的关联程度，开发商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开发商投资工程并直接从工程的使用中获得回报，如自建厂房，通过对厂房的使用回收投资，获得利润。第二类开发商投资工程后通过出售，间接来获得投资回报，如房地产开发商。第三类开发商投资工程并不要求经济回报，主要是政府投资工程。
　　第一类开发商对工程质量的关注程度是最高的，因为工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它使用工程的效果，也就是关系到他自己的投资回报，也就是说，业主的投资所追求的目标与提高工程质量之间的关联度极高，高质量才意味高回报。因此，对于这类开发商，不必担心他们会发生很多损害工程质量的违规行为，法律法规和行政监督不应该把它们作为重点对象。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市场主体的经济成份十分复杂，要清晰地界定出第一类开发商是困难的。而且，对于第一类开发商来说，要使他们对工程质量有较高关注，还必须清晰界定产权。产权不明晰，既使由第一类开发商投资，他也不会有长远的打算，此时，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尽快的收回投资，对工程质量自然不会十分关心。对此，帮助第一类开发商治理它所处的大环境，对他们提供多一些帮助和服务是促使工程质量提高的重要途径。
　　第二类开发商是较为特殊的一类开发商，相对于承包商来说，他们是工程的采购者，是开发商。而对于真正的置业者，他又成为服务商，最终的开发商是置业者。第二类开发商是一类过渡性的开发商，最终开发商对工程质量的驱动力必须经过第二类开发商传递到市场，第二类开发商因而具有开发商与服务商的两面性。前文提及的外因条件适用于开发商与承包商之间的关系，而当开发商面对置业者时，开发商的位置正好反过来，他成为工程质量信息相对较为充分的拥有者，他处于信息优势。由前文的分析可知，在不平衡的信息分布的博弈者之间，工程质量便具有了外部性。置业者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劣势明显，特别是对于质量信息的占有，而且很难改变这种不利地位，获得与开发商对等的信息，因而最终置业者对开发商的驱动力减弱。对开发商来说，工程质量与其投资目的之间的关联性也随着最终置业者驱动力的减弱而变弱，于是，开发商可以大胆地发包给报价最低或其喜欢的承包商，建设过程也不必太操心，最终工程质量虽无法保证，但也能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甚至欺诈达到盈利目的。因此对第二类开发商不仅要帮助，更要监督。从宏观上强化市场准入和行业竞争，加大政府监管，在事前减少质量隐患发生的概率，同时，加强立法，强化开发商的质量法定责任，如售后质量保险责任，减少开发商利用签订合同搞合同欺诈的机会，并且通过宣传教育，让置业者充分认识到律师在合同签订中的作用。律师的介入一方面可减少合同纠纷，更重要的是可以很好的督促开发商重视工程质量。
　　第三类开发商是作为投资者的政府开发商，代表了公众的利益，从整体上来看，对工程质量是有较高关注的。但由于投资体制、部门利益、监督机制等的影响，代表政府作为开发商的部门机构或个人，其利益与整个政府的利益可能不一致，有权指手划脚的太多，能真正负责的太少，在建设过程的各个阶段，各部门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纠缠不清，一旦出现质量问题，相互推诿，行政资源浪费严重，责任难以落实。较突出的表现在投资、建设、管理、使用混为一谈，各自以己方利益出发，工程质量责任的缺位与错位十分突出，工程质量难以保证。当务之急就是要充分协调好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各环节多部门的利益。通过责、权、利的调整，特别是合理强化各部门及相关个人的质量责任，使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各环节适度的、合理的相分离，形成相互监督制衡的良好局面。打破目前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各级政府自己管自己的不合理的政府工程管理模式。同时，对于适应市场化运作项目则坚决推向市场，减少行政资源的负担。对不适应市场化运作的政府工程，可借鉴深圳、上海等地的经验，建立集中统一、专业高效的政府工程管理制度，提高投资的效益与工程质量。
　　当然，也可能同一个开发商同时属于几类不同类型的开发商，这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政府监督管理与质量检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