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危机是未来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水的短缺日益成为人和自然之间巨额“生态资源赤字”。水危机的性质不同于能源危机，能源短缺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得以缓解，水的区域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应对水危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目前关于水危机的性质分析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水危机是资源供给短缺导致的资源危机。我们认为水危机表面上是资源危机，实质上是治理危机，是我们治水体制的长期失效（包括政府缺位、市场缺失和计划失效），导致治理能力低下，不能有效应对变化条件下的各种挑战。
危机则是改革的契机。在人类应对挑战、对付危机的各种行为中，制度的确立与改进最具有根本性，它的作用就在于节约成本，降低不确定性。制度是人类成功应对挑战的结果，又是成功迎接进一步挑战的先决条件。响应水危机的行为调整，既需要工程建设、更需要制度建设。过去我们应对水危机是以工程建设为中心，建设了大量水利工程和调水工程，但是资源供给总是赶不上人类的需求，水危机反而越来越突出，这表明开源的水利工程建设只能治标，节水的制度建设才是响应水危机的治本之策。中国的治水模式必须从过度依赖工程建设扩大供给为主转向制度建设激励节水，从单一的硬件建设（如水利设备、基础设施）转向软件建设（如制度、法制、民主、R&D、能力建设）和硬件协调发展，政府水利主管部门主要职能从工程投资优先转向制度建设、公共服务、社会管理。
1998年发生特大洪水之后，我国进入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时期，过去五年中央水利基建投资总额达1786亿元，是1949年到1997年水利基建投资总额的2.36倍。国家共发行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水利建设1258亿元，约占五分之一。为了应对严峻的水危机，大幅度增加水利投资是必要的，但同时也需要相应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必须伴随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否则不仅不能保证大量工程发挥预期效益，而且随着工程效益的迅速衰减，可能会将我们的水问题拖入更加复杂的境地。
节水型社会建设最能够反映对治水模式转型的要求。我们认为，未来20年中国非常有必要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也是中国解决水问题的根本出路。节水型社会包含三重相互联系的特征，微观上资源利用的高效率，中观上资源配置的高效益，宏观上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建立节水型社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核心是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建设，降低水治理的各种成本，建立促进节水和精心用水管水的激励机制。建设节水型社会要比调水工程经济成本低得多，社会收益高得多，这正是制度建设最主要的节约作用。
节水型社会的建立，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过程，不仅需要水利部门发挥重要作用，更需要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目前水利部组织的节水型社会试点工作已经取得初步经验，我们建议优先在西北和华北缺水地区推广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验，待取得一定成效后再向全国推广。
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与用水严重浪费的现象普遍共存，建设节水型社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未来20年中国需要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这是中国应对水危机的根本出路，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节水型社会建设，是水利部门的一项基本任务，同时应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应成为华北和西北地区各级地方政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日常性工作。
什么是节水型社会？如何建设节水型社会？建成什么样的节水型社会？这是新世纪中国治水面临的重大课题。西北黑河流域中游的张掖地区是我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试点，提供了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制度实践。近期作者两次赴张掖实地调研，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张掖的试点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尝试概括节水型社会的特征、实现途径和运行机制，使其有更大范围的指导意义。
节水型社会是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包含三重相互联系的特征：微观上资源利用的高效率；中观上资源配置的高效益；宏观上资源利用的可持续。节水型社会体现了人类发展的现代理念，代表着高度的社会文明，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现状用水效率普遍不高，用水效益更为低下，部分地区已经超过水资源承载能力，建设节水型社会的任务有很强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建立节水型社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核心是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张掖的实践证明，水权理论为节水型社会建设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制度框架。实施水权管理是从传统用水粗放型社会走向节水型社会的具体途径，内容包括：
（1）落实和强化宏观上的总量控制；
（2）根据总量约束制定发展战略和调整经济布局；
（3）将总量指标逐级向下分配，明确各用水单元的权利和义务；
（4）建设计量和监控等支撑水权制度运行的硬件基础设施；
（5）建立用水者协会等水权管理的软件基础设施。建立水权制度，实施水权管理，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要在实践中探索和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