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结果指出，实际的直接责任者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违规联手操作、擅自超限额持仓，仅“327” 品种的持仓就超过了交易所为其核定的全部品种最高限额的一倍多。在市场异常波动价格不断上扬的巨大压力下，公司主要负责人明知严重违反交易规则，为扭转公司巨额亏损，作出了大量抛空单打压价格的错误决策，造成了市场的极大混乱。调查结果还指出，事件的另一责任者为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于2月23日上午把几家关系户空仓集中在海南某公司名下，通过无锡国泰期货经纪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依法取消经营资格）大量违规抛空，企图压低价格，以达到减亏或盈利的目的。当打压无效时，又率先空翻多，制造市场假象，扰乱市场秩序。事件之前，该公司及其空方关系户也存在联手操作、超限额持仓达120多万口的严重违规问题。
调查结果还认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违规事件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市场存在的过度投机所带来的风险估计不足，交易规定不完善，风险控制滞后，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在短短几个月屡次发生由于严重违规交易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在国内外造成很坏影响。
“327”事件始末 来源：www.examda.com
1.“327”事件始末
“327”即F92306，是1992年三年期【92（3）】国库券的衍生品种，交收日期为1995年6月，对应基础券种总量246.8亿元。由于期货价格主要取决于对相应现货的价格预期，因而，影响现货价格的因素也就成了期货市场的炒作题材。影响1992年三年期现货国库券价格的主要因素有：
（1） 基础价格：92（3）现券的票面利率为9.5%，如果不计保值和贴息，到期本息之和为128.50元； 考试大论坛
（2） 保值贴补率：92（3）现券从1993年7月11日起实行保值，因而，其中1995年7月到期兑付时的保值贴补率的高低，影响着92（3）现券的实际价值；
（3） 贴息问题：1993年7月1日起，人民币三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上调至12.24%，这与92（3）现券的票面利率拉出了2.74个百分点的利差，而1994年7月10日财政部发布的公告仅仅规定了92（3）等国债品种将与居民储蓄存款一样享受保值贴补，并未说明92（3）现券是否将随着储蓄利率的提高进行同步调整。因此，92（3）现券是否加息成为市场一大悬念，直接影响92（3）现券的到期价值。
92（3）现券价格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为92（3）期券的炒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除此之外，1995年新券流通量的多寡也直接影响到92（3）期券的炒作。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混合交收制度，如果95新券流通量大，且能成为混合交收的基础券种，那么，空方将会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市场将有利于空方；如果相反，则对多方有利。
2.事发前的多空博杀。
对于保值贴补率、贴息及1995年新券的发行量等直接影响92（3）现券到期价值的主要因素，几大市场主力机构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空方认为：第一，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199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因此，通货膨胀回落必然会导致保值贴补率的回落。在1995年6月交收期，保值贴补率将大幅下滑；第二，对92（3）国债的贴息将增加财政支出十几亿元，因此不可能；第三，1995年新国债发行额度将在1500亿元左右，比上年增加50%，因此，流通量必然较大。但多方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因而，围绕着92（3）期券，市场迅速形成了以个别主力机构代表的多空重兵对峙局面，1995年春节过后的短短两周时间内持仓量从154.7万口猛增至363.8万口。 来源：www.examda.com
《上海证券报》等报刊杂志的有关栏目，详细记录了“327”品种在事发前多空双发的交战经过。周一（2月13日）“期市前接上周五的高开回落走势，出现与现市相左的探底行情，“327”再挫0.11元，成交缩减”；周二（14日）“期货市场在后市出现追升行情，“327”当日劲升0.36元，以148.28元收盘，成交量回涨，期市各品种全线翻红”；周三（15日）“空头出击，“327”在上摸148.44元后，因多仓盘过多的平仓行为，走势变缓，收盘时成为期市唯一翻绿品种，持仓量也首度回落”；周四（16日）“……市场消息沸沸扬扬，行情在卖方的压制下，波幅变窄，走势胶着。“327”在尾市变到多方急拉，小升0.05元”；周五（17日）“空头加大了打压力度，“327”出现无奈的单边跌市，短多浮盘受到大规模清洗，多头主力减磅许多”。2月20日（周一）开市后，“327”期券在前三个交易日一直处于多空夹板之中，“每日价格波动仅为0.2~0.3元，盘中挂出的抛单与接单都呈现出5至6位数的大量，由于空方做空价位过低，以致无法认输离场，因而以大量的抛单，压多方的上攻，从而导致“327”的持仓量连续上升，“327”本周总持仓量达到450万口以上……
在消息面的刺激下，2月20日起，与“327”品种价格的胶着状态形成反差，沪市热门品种“327”期券在多头的猛摔之下，价位节节上升，成交量也急剧放大。2月20日，“327”“319”期券在135.76万口首次成为期券日成交量首户，并以0.94元的日升幅，成为1995年开市以来个券涨幅之最。随之“319”期券也闻风而动，价位迅速抬高，日成交量激增。2月22日，该券以0.90元的涨幅居沪市期券之首，并以239.4万口的成交口数和682.3亿元的日成交金额创个券之最。
在沪市的周边市场，多方的攻势同样咄咄逼人。2月22日，北商所龙头品种“401506”持仓急增，并以149.34元高位收盘；“402506”则以137.9元的涨停板价而告收。武汉债市各债全线飘红，深圳债市多方在“6316”券种上以156.49元的全日最高价报收……
20日前后，“327”空方主力已被市场浓重的多头气氛重重包围。据悉，在激战前夕，空方的某主力机构已经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国证券报》“债市手记”栏目对2月22日的情况有以下一段描述：“上午消息灵通人士传来北京、上海频频开空仓的某主力机构在北商所发生严重的头寸问题，已开始强行平仓计划……据传此次平仓行动将会分阶段进行，先平092系列、再平192系列。究其原因是因为明日将公布的新券发行方案，对空方不利，上半年总发行1000多亿的盘子，能流通的极为有限，空方想利用新券实行交割的幻想完全破灭……临近收市又有消息传来，上海327的空方主力也出现了头寸问题。”当晚，财政部发布了第1、2号公告，宣布1995年国库券发行于3月1日正式拉开序幕，对空头不利的有关消息完全证实，“327”空方主力几乎濒临绝境，整个国债期市已为乌云笼罩。
3.惊心动魄的八分钟。
2月23日，多头在刚刚公布的国债发行消息的刺激下全面反攻，沉淀已久的市场矛盾终于爆发。
先于沪市1小时15分开盘的北商所，多头开盘即点燃了全国多头大举反攻的导火索。上交所“327”品种以148.50元开市，价位也迅速抬升，开市2分钟内空方的200多万口空单瞬间即被吞没，价位直上150.80元。至当日下午，“327”期券价位已上攀至151元以上，比开市上升3元。就在空方陷入绝境之际，16时22分13秒，上交所电脑显示屏上突然出现10，569，172口的卖盘，将“327”从151.30元雪崩似地压至147.5元，价位在离收市不到8分钟的时间直落4元。价位的急跌，意味着近两日来“327”品种的新多仓几乎全部被打穿，大量做多者顷刻间血本无归。
据统计，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共成交8539亿元（含最后8分钟），其中八成的交易属于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大手抛空的“327”品种。
（二）“327”事件的处理结果
2月23日晚，上交所召集参与“327”最后10分钟交易，持仓合约在5万口以上的券商商讨对策。当晚11时，上交所果断的作出五点决定，并随即发布公告。经调查显示，此一事件为其会员公司为影响当日结算价而严重蓄意违规，23日16时22分13秒以后“327”品种的所有成交无效；该部分成交不纳入当日计算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范围内，由此确认当日收盘价为151.30元；同时宣布对有关违规行为作进一步调查。
第二天，上交所又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就国债期货交易的监管问题作出六项规定，即（1）从1995年2月24日起，对国债期货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停板制度；（2）严格加强最高持仓合约限额的管理工作；（3）切实建立客户持仓限额的规定；（4）严格禁止会员公司之间相互借用仓位；（5）对持仓限额的使用结构进行控制；（6）严格国债期货资金使用管理。同时为维护市场稳定，开办了协议平仓专场。
事件发生后，国家监察部会同中国证监会、国家保密局联合组成调查组，在上海市政府的配合下，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并于9月20日公布了情况和处理结果。调查结果认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期货“327”品种发生的事件，是一起在国债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交易大户蓄意违规、操纵市场、扭曲价格、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所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
调查结果指出，实际的直接责任者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违规联手操作、擅自超限额持仓，仅“327” 品种的持仓就超过了交易所为其核定的全部品种最高限额的一倍多。在市场异常波动价格不断上扬的巨大压力下，公司主要负责人明知严重违反交易规则，为扭转公司巨额亏损，作出了大量抛空单打压价格的错误决策，造成了市场的极大混乱。调查结果还指出，事件的另一责任者为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于2月23日上午把几家关系户空仓集中在海南某公司名下，通过无锡国泰期货经纪公司（已被中国证监会依法取消经营资格）大量违规抛空，企图压低价格，以达到减亏或盈利的目的。当打压无效时，又率先空翻多，制造市场假象，扰乱市场秩序。事件之前，该公司及其空方关系户也存在联手操作、超限额持仓达120多万口的严重违规问题。
调查结果还认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违规事件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市场存在的过度投机所带来的风险估计不足，交易规定不完善，风险控制滞后，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在短短几个月屡次发生由于严重违规交易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在国内外造成很坏影响。
经过深入广泛的调查取证，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根据有关法规，对“327”事件的有关负责人员分别作出了开除公职、撤销行政领导职务等纪委处分和调离、免职等组织处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并对违反规定的证券机构进行了经济处理。
为了忘却的纪念---重提1995年“327”国债事件
重提1995年“327”国债事件，并非仅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于在上海宣告成立，成为中国内地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意义重大。在欢呼之余，也不禁使人想起1994年“327国债事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中国的金融衍生期货交易健康成长。
国债期货交易是非常好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国债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风险度小，被称为“金边债券”，具有成本低、流动性更强、可信度更高等特点。但是，当时我国国债发行较难，主要靠行政摊派。1992年发行的国库券，发行一年多后，二级市场的价格最高时只有80多元，连面值都不到。行业管理者发现期货这个东西不错，可以提高流动性，推动发行，也比较容易控制，于是奉行“拿来主义”，引进国债期货交易，在二级市场上可以对此进行做多做空的买卖。 言多理财---专业证券信息网站9f6r4Z/b8^9D
在本质上，这种交易做的只是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上下波动的幅度很小。这也正是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支持者的原因。
令人疯狂流泪的“327”1993年10月25日，北京商品交易所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向全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1994年10月以后，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也同样进行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在市场上多空双方对峙的焦点始终是围绕对“327”国债品种到期价格的预测，1992年3年期国库券到期的基础价格已经确定为128.5元，但到期的预测价格还受到保值贴补率和是否加息的影响，市场对此看法不一，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导致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
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80元—148.30元徘徊。1995年2月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涨了3.77元。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
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其负责人管金生铤而走险，当日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砸出1056万口（每口面值20000元人民币的国债）卖单，把价位从151.30打到147.50元，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像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
当天夜里11点，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次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万国证券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金生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亿元；如果按照151.30元收盘价平仓，万国亏16亿元。
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同年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
“327”国债参与者如是说：“这个事件对中国期货业影响实在太大了，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327”国债期货合约上惊心动魄的厮杀，现在说来依然历历在目。当时期货市场管理很乱，国债期货是十分狂热的。
贴补率的博弈1994年，国内面临两位数的高通胀压力，银行储蓄利率达到10%以上，固定利率的国债自然少人问津，当时公布的保值贴补率为8%，而且每月都不断上升，到12月突破两位数，受此刺激，“327”国债期货的价格开始直线上涨。从1994年10月的110多元上涨到1995年初的140多元，上涨了20%多。
当时，国债期货保证金的标准定在2.5%，也就是缴纳250万保证金可以做1亿元市值的交易，20%以上的上涨幅度意味着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买入者已经有了相当于本金十余倍的暴利！投资机构能日进千万，欣喜若狂。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某机构客户代表上午打电话给公司本部，要求再想办法筹资，趁行情如火如荼再做1000万进去，但过了一小时后，该客户电话再次打回本部，告诉那边说：你那1000万不用筹了，我这边刚才已经赚出来了！
“327”国债应该在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
于是从1995年2月初开始，市场上开始传闻财政部又将提高保值贴补率，“327”国债将会以148元兑付。面对传闻，市场出现了急剧分化，权倾一时的国内证券界“教父”人物，时任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认为，宏观调控三年的三大目标第一条就是治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因此没有可能再提高保值贴补率，而且财政部也没有必要为此多支付10多亿元的利息，使财政更加吃力。管金生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一批券商的看法，因此，他们把宝都押在做空上。
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开发总公司开始进场坚定地做多，当时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中小散户和部分机构也做多，他们的看法就是通货膨胀短期内肯定是控制不住的，保值贴补肯定会涨，327国债的兑付价也会跟着涨。到当年的2月中旬，“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市场界限已经清楚的划出来了：满山遍野的散户和中小机构，跟着“多头司令”中经开做多；万国证券和辽国发等一批机构做空。到2月23日，“327”合约每涨跌1元，万国的账面上就将浮动4亿元的盈亏。有知情者后来评论说，其实这个时候，多空都已经没有退路了，由对政策预期的差异变成了市场上的资金博弈。
后事之师法律手段不健全，缺乏法律法规约束。1994年11月22日，提高“327”国债利率消息刚面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期货就出现了振幅为5元的行情，未引起注意，许多违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在“327”国债的前期交易中，万国证券预期已经形成错误，当出现无法弥补的巨额账面亏损时，干脆以搅乱市场来收拾残局。事发后第二天，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具有全国性效力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但却太晚了。
保证金规定不合理，炒作成本极低。“327”事件前，上交所规定客户保证金比率是2.5%，深交所规定为1.5%，武汉交易中心规定是1%。保证金水平的设置是期货风险控制的核心，用500元的保证金就能买卖2万元的国债，这无疑是把操纵者潜在的盈利与风险放大了40倍。这样偏低的保证金水平与国际通行标准相距甚远，甚至不如国内当时商品期货的保证金水平，无疑使市场投机成分更为加大，过度炒作难以避免。
缺乏规范管理和适当的预警监控体系。涨跌停板制度是国际期货界通行的制度，而事发前上交所根本就没有采取这种控制价格波动的基本手段，出现上下差价达4元的振幅，交易所没有预警系统。当时中国国债的现券流通量很小，国债期货某一品种的可持仓量应与现货市场流通量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在电脑撮合系统中设置。从“327”合约在2月23日尾市出现大笔抛单的情况看，交易所显然对每笔下单缺少实时监控，导致上千万手空单在几分钟之内通过计算机撮合系统成交，扰乱了市场秩序，钻了市场管理的空子。
管理漏洞，透支交易。我国证券期货交易所以计算机自动撮合为主要交易方式，按“逐日盯市”方法来控制风险，而非“逐笔盯市”的清算制度，故不能杜绝透支交易。交易所无法用静态的保证金和前一日的结算价格控制当日动态的价格波动，使得空方主力违规抛出千万手合约的疯狂行为得以实现。
监管职责不明确。中国的国债期货交易最初是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推出的，《办法》颁布前，中国一直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国债期货的主要主管机构。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并参与制定保值贴补率，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例行管理，并制定和公布保值贴补率，证监会负责交易的监管，而各个交易组织者主要由地方政府直接监管。多头监管导致监管效率的低下，甚至出现监管措施上的真空。“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至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从1995年到2005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11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11年。人们还将思考多久？还将等待多久？
淮南的柑橘很香甜，但是到了淮北就成了苦涩的“枳”。我们在引入金融创新工具的激情中忘记了要先打理好这里的监管气候和土壤，给它一个营养丰富的环境它才能顺利成长、恢复本性，否则只能是因发育不良而早夭。、
国债期货的基础是利率市场化，虽然目前利率市场化的工作已经启动，但程度还不够。因此，国债期货的推出应该等待利率真正市场化的那一天。等待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技巧。、
文中醒目处：
“327”国债期货合约参与者如是说：“这个事件对中国期货业影响实在太大了，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期货市场管理很乱，国债期货是十分狂热的。
2，国债期货的基础是利率市场化，虽然目前利率市场化的工作已经启动，但程度还不够。因此，国债期货的推出应该等待利率真正市场化的那一天。等待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技巧。
评：在股指期货推出之前，重提“327”国债事件意在提醒各位期货的风险，就算你是绝顶聪明和何其有钱的人，也不能轻易地参与期货交易.现在网络红人带头大哥777，在94年也因为此在国债“3?27”事件中20分钟内输掉了4000多万元，连女朋友也搭上了性命。所以，奉劝各位注意其中的风险.
1993年开始的国债期货交易风波，主要是指的3.27风波国债进入期货市场的始作俑者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当时来说，股票市场是非常冷清的，绝大多数地方都还没有开设证券交易，交易的保证金也要求很高，一般至少5万元，多那个时候的人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值。而有钱的人还都沉在商品市场，对股票市场的风险是绝对害怕的，所以要改变冷清的状态，创新品种就是活跃市场的最好办法。
1992年底，12个品种的国债标准期货合约被隆重推出，1993年上市交易。随后，北京商品交易所和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等十几家交易所也相继推出了国债期货。国债期货如雨后春笋一下遍布主要的期货交易中心。当时国债期货走向火爆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1994年初，一些券商钻实际利率比国债利率高的空子，违规超计划卖出非实物国债，以套用社会资金牟利。当国务院宣布查处这类券商时，他们为了补足计划外卖出的这部分非实物券，纷纷买入流散在社会上的实物券，使国债现货市场人为制造出供小于求的局面。二是为了配合新国债发行，财政部根据当时物价水平较高的客观情况，对1992年3年期和5 年期利率比较低的券种实行保值补贴。一时间，国库券炙手可热。
当时，国债期货开户保证金只要1 万元，每手保证金只要500元，浮盈还可以再开新仓；一些散户满仓带透支，一路死多头，由几万元翻到几十万元，再由几十万元翻到几百万元，那狂热绝不亚于一场豪赌，赌成了就是“王”，赌输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随着国债期货虚盘毫无节制的扩大，市场在进入1994年下半年以后，已逐渐沦为超级主力机构堆砌巨资互相抗衡以图投机暴利的赌场。1995年初，市场盛传“财政部将对‘3.27’国债加息”的消息。从2月初起，当时赫赫有名的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和辽宁国发股份有限公司因对保值贴补率和贴息的错误预估，联手对“3.27"品种在148元左右的交易部位大量抛空，企图操纵市场。2月23日，辽国发及其操纵的几家公司通过无锡国泰期货经纪公司大笔抛空无效，又提前得知“贴息”的确切消息后，率先空翻多。这一行为再加上原本就做多的各种机构的推波助澜，导致期价自148.50飙升，最高至151.98。
后知后觉的万国证券当即处于全面被套牢状态，且由于持仓过大，一旦平仓会引发价格更加飞涨，其亏损将达几十亿元，足以使整个公司烟消云灭。为扭转局面，其主要负责人授意恶意透支，超限量砸盘，造成收市前8分钟，700万手（需保证金14亿元）巨单将价格暴挫至147.50。不少多头也于瞬间由“巨额浮盈”转眼变成“亏损爆仓”，市场一片混乱。
“3.27”事件从此震惊中外。当晚，上海证交所即发布公告，以某会员蓄意违规为由，决定尾市8分钟所有成交无效。紧接着证监会和财政部就发布《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其后又出台了《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风险控制的紧急通知》、《关于落实国债期货交易保证金规定的紧急通知》、《关于要求各国债期货交易场所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的通知》等一系列通知。
然而，这一系列通知虽然都具有震慑力的权威性，但并不能在短期内改变上海证交所的风险控制机制。而且因为对万国违规的查处进展缓慢，令个别投机商暗藏侥幸之心，所以违规操作层出不穷。终于，在1995年5月，当“3.19"国库券借保值贴补率的上升连封停板，当“辽国发”及其联手机构仍然违规打压时，管理层忍无可忍了。5月18日证监会《关于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的发布，宣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金融期货从此被勒令关张。
1995年2月23日尉文渊的日记
中国国债期货市场的建立，尉文渊“功不可没”。
有关这位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家的在1995年2月23日的描述，在网上找到这样一段文字：
收市前半小时，尉文渊陪着耿亮到交易大厅里转，讲这讲那，忽然发现交易量不对，尉急令快查。等查完回来，1分钟后就收市了。尉文渊一身冷汗。事后他回忆道：我胆战心惊！我第一个想法是不能交割！第二个想法是这消息明天不能出去！万国就32个亿，如果万国垮了，就会连带挤兑！即使交割了，万国也不会占便宜，消息一出来，价格还得往上涨！万国也在劫难逃！收市后上交所紧急开会，争来争去，尉文渊急了：“你们谁也别说了，就听我的，撤单，必须撤单！”尉文渊心里堵堵的。不撤单这市场要崩溃！这几年就白干了，这十几年的金融改革也就全毁了。但是，撤单也要担着极大的风险，讨债是什么滋味？这可不是讨仨俩儿钱的，动就是几十亿！晚上10点，尉文渊一个人跑到二楼贵宾室坐了一个小时。孤独的时候就想到了组织，就倍觉领导亲。有领导很亲切地说，要慎重处理，要保持社会稳定。有领导担忧，停止交易会不会产生国际影响？有领导特实在，说交易所的具体事我们也管不了，你们看着办吧，我们只希望把事情处理好。尉文渊忽然怀念起过去在人行的日子来，那时候有组织多好呀。而上交所，文件也没得学习，计划生育也没人来查…… 当晚上交所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交易是异常的，经查是某会员公司为影响当日结算价而蓄意违规，故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无效，该部分成交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上交所对管金生是客气的，当时并没有公布管金生和万国的名字，但万国是死定了。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金生抡板斧砍出的局面算数，万国赚42亿元；如果按151.30元平仓，万国亏16亿元（另有一说亏6亿）。什么叫金融大鳄，那绝不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所能比的，好比乒乓球和地球相比。第二天，万国证券公司门口发生挤兑。
在如何看待这起事件的问题上，3月份召开的两会起了严重的分歧。有扯出英国巴林银行事件的，要求严办管金生，勒令万国破产，并一度上升到社会主义的中国居然比不上资本主义的英国来的公平。意图保护万国这家国有企业帮助管金生渡过难关的人，想着法拿出一个协议价；在那段敏感的日子里《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居然毫无反应，一切太平似的。
同年，5月19日，管金生被捕。6月，国债期货市场被关闭。
两年后的2月3日，管金生被判17年。罪名是行贿并在期货市场成立前数年里滥用公共资金，总额达人民币269万元。
回顾这段历史，不由不让人唏嘘不已。传说中经开背后的大股东是财务部，3.27国债贴息的消息中经开一定是早就知道的。可辽宁国发是从什么渠道获悉并在2月23日那天调转枪头反手做多，随着高氏兄弟逃亡美国成了不解之谜。中经开虽然一战成名，可受困银广夏案和东方电子案，最后也落得个清盘下场。有传言说管金生狱中动用20亿在东方电子案中给中经开致命打击，致使中经开操控股价内幕彻底曝光，报了当年大仇。这种传言当真不可信。
在3.27国债期货一战中，中经开虽然是大赢家，但流入账面的利润连1个亿都没有，巨大的财富转移到哪儿去了至今仍是个谜。当时在中经开主管该业务的戴学民1995年年底在北京遇刺，差点没命，此后长期养病，1997年后下落不明。
国字号的中经开，代表上海证券的万国和民间资本的辽宁国发演绎的这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大战，折射出中国当时各种利益集团不计后果的博弈，也直接反应了证券市场的极度不规范。原本应该发挥作用的防火墙要么没有，要么即便存在也是形同虚设。交易保证金2.5%高低不说，即便是2.5个百分点，也没有得到执行。。“327”国债事件中，空方主力在最后7分钟共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需要52亿的保证金，但很显然，空方当时不可能持有如此巨额的保证金。涨跌停板制度在规范的期货市场中都是一个规避投机、提示风险的良好工具，可是在当时的市场中却根本没有设立这样一个机制。联想到前段时间有人叫嚣取消国内市场的涨跌限制，或提高到20%的幅度，真不知道这些人居心何在。所有的“327”国债只有240亿元，可最后7分钟的卖单面值却几乎是10倍之多，持仓限制这道防火墙最终被计算机系统诡异的击溃。
至于当时为什么要对3.27国债贴息，以管金生的智慧恐怕也是想象不到的。传闻太多，无所不涉及，这里也就不加讨论了。
还是回顾一下那天发生在市场上的：先于沪市1小时15分开盘的北商所，多头开盘即点燃了全国多头大举反攻的导火索。上交所“327”品种以148.50元开市，价位也迅速抬升，开市2分钟内空方的200多万口空单瞬间即被吞没，价位直上150.80元。至当日下午，“327”期券价位已上攀至151元以上，比开市上升3元。就在空方陷入绝境之际，16时22分13秒，上交所电脑显示屏上突然出现10，569，172口的卖盘，将“327”从151.30元雪崩似地压至147.5元，价位在离收市不到8分钟的时间直落4元。
“3.27”国债期货事件九周年之祭
如果说中国股市存在大鳄的话，那么当年万国证券（现在申银万国证券即由申银和万国两家证券公司合并而来）的总经理管金生无疑要算现在这些大鳄的鼻祖。管金生生在红旗下，喝过洋墨水，拥有比利时的两个硕士学位，当年在上海滩叱咤风云，被誉为“证券教父”，可如今管金生正在上海的牢狱中反省。
1995年2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27”国债事件，当事人之一的管金生由此身陷牢狱，另一当事人尉文渊被免掉上交所总经理的职务。事隔九载，尤其是在当前监管当局要求加强监管力度的情况下看看“327”事件，对我们认识中国股市，认识监管的重要性不无助益。
1992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先向证券商自营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但由于国债期货不对公众开放，交投极其清淡，并未引起投资者的兴趣。
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与此同时，北京商品交易所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国债期货飞速发展，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从两家陡然增加到14家（包括两个证券交易所、两个证券交易中心以及10个商品交易所）。由于股票市场的低迷和钢材、煤炭、食糖等大宗商品期货品种相继被暂停，大量资金云集国债期货市场尤其是上海证券交易所。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2.8万亿元。
此时“327”事件发生了，327国债是指92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债92（三），95年6月到期兑换。92---94年中国面临高通涨压力，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不断调高，国家为了保证国债的顺利发行，对已经发行的国债实行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由财政部根据通涨指数每月公布，因此，对通涨率及保值贴补率的不同预期，成了327国债期货品种的主要多空分歧。以上海万国证券为首的机构在“327”国债期货上作空，而以中经开为首的机构在此国债期货品种上作多。
当时虽然市场传言财政部将对“327”国债进行贴息，但在上海当惯老大的管金生就是不信这个邪。当然，管金生的分析不无道理：国家财政力量当时极其空虚，不太可能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补贴“327”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而且当时通胀局势已经得到初步控制。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身处证券市场，管金生对市场传闻的不相信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于是管金生出手，联合辽国发等一批机构在“327”国债期货和约上作空。
1995年2月23日，传言得到证实，财政部确实要对“327”国债进行贴息，此时的管金生已经在“327”国债期货上重仓持有空单。据说，当时管金生曾经要求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为万国证券的持仓多开敞口，但遭到尉文渊的拒绝。而尉文渊并不知道的是，管金生此时已经在“327”国债期货上超过规定持仓量很多。
按照比较演义的说法，面对中经开为首的机构借利好杀将过来，本来管金生还能勉强稳住阵脚，但此时万国证券的重要盟友辽国发突然翻空为多，联盟阵营的瓦解让空方始料不及，管金生面对巨额亏损，恶胆向边生，于是，在下午4：22分，管金生开始出手，短短的八分钟之内，万国证券抛出大量的卖单，最后一笔730万口的卖单让市场目瞪口呆（按照上交所的规定，国债期货交易1口为2万元面值的国债，730万口的卖单为1460亿元，而当时“327”国债总共有240亿元），据说，在最后8分钟内，万国证券共抛空“327”国债1056万口（共计2112亿元的国债）。“327”国债期货收盘时价格被打到147.40元。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万国证券由巨额亏损转为巨额盈利。但成交量的迅速放大并不能说明问题，关键是期货交易的保证金根本没有，一句话，是透支交易，但反映在期货价格上却成为当天的收盘价。
“327”国债期货事件事后被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称为“中国的巴林银行事件”。管金生的确胆大，胆大本身不是错误，关键是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实施了错误的行为，所以，管金生被捕。
今天来看这件事，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
1、万国证券凭什么能比别的公司敞口多？当时上证所规定：会员单位在国债期货每一品种上的持仓不能超过5万口，但万国证券却获得40万口的特别优待。难道仅仅因为管金生的凶悍作风以及万国的地位就可以将既有市场规则改变？而据说在“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当天，万国证券实际持有200万口，远远超出市场规则的规定和上证所所开的小灶。对市场规则的践踏是对公平交易原则最大的亵渎，实际上“327”国债期货事件的起因就是万国证券持仓过重，导致巨额亏损。对市场规则践踏的事件从中国证券市场诞生的那天起就没有停止过。资本的内在本质决定了资本为了获利而盲目扩张的本性，不对这种行为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初期的约束，必将导致问题的扩大化以及市场上大资金的拥有者对监管当局的博弈行为。
2、监管当局应该对市场作出迅速反应。实际上，在“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出现“314”国债期货合约上已经出现数家机构联手操纵市场，日价格波幅达3元的异常行情。但当时的上海交易所对此没有作出迅速反应，导致惊天大案“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发生。如果-----仅仅是如果，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对“314”国债期货合约的异动进行严厉查处，并出台相关规定防患于未然，那么管金生也就不可能有机会透支炒作。但这仅仅是如果，历史毕竟不相信假设。上交所在“327”期货事件后还于当天决定取消当日最后7分钟交易，调整收盘价为151.30元（按照147.40元结算，万国证券赢利42亿元，按照151.30结算，万国证券亏损16亿元，还有一种说法是6亿元），后又发通知实行涨跌停板、最高持仓限额等制度。2月27日以后休市，协议平仓，协议价格在151.30元。可是，事隔九年，我们的监管动作在时效上有所提高吗？如果在事件发生前已经有先兆，为什么不及时处理，还要等事件扩大化，股民受伤很重才查处呢？
3、一个新的金融品种的产生必须要有成熟的市场条件配合，缺少必要市场条件的金融期货品种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则进行约束，市场必然出现混乱情况。国债期货赖以存在的是利率机制市场化，而直到今日我们的利率市场化尚未实现，惶论开设国债期货的当时。“327”事件对目前一些正在拟议中推出的金融衍生工具，比如股票价格指数期货，是一个警示，我们必须衡量市场条件是否成熟。
4、市场信息公开化是保证市场交易公平的前提，在与有财政部背景的中经开的对峙中，万国证券明显在市场信息的取得上处于劣势，机构尚且如此，那么众多的散户呢？所以加强信息公开的监管力度是保证市场秩序的必然要求。
5、对广大的中小投资者而言，在防范上市公司以及其他方面的市场风险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政策风险的认识。1996年12月的《人民日报》社论已经让投资者尝到政策风险的滋味，可许多新入市的股民对此认识明显不足。我们有必要提请这些投资者充分注意这一风险。
6、立法必须带有一定的超前性。管金生在证券市场如此大规模的违法确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管金生最后被判17年有期徒刑并非的判决理由并非是巨额透支炒作国债期货，而是受贿等行为。可以说实在是无奈之举，原因很简单，当时没有法律规定可以套用。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宝安购并延中事件中，据说当时的证监会法律部主任高西庆在制定《股票交易暂行条例》时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写“收购与兼并”一章，但当时的国务院法制局认为中国股市不会出现收购与兼并，将这一章节删去，事隔几个月，就发生了宝延风波。所以说，证券市场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市场，我们的立法行为必须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否则一旦事件发生，就无法应对。尤其是现在的新刑法实行“法无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也就是“罪行法定”原则），假如一些违法时间发生，我们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只能又采取管金生似的解决方法---从其他地方下手。
俱往矣，回顾“327”事件，回顾管金生，我们能从中悟到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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