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案例分析题：要求应试人员根据案情，做出全面分析。应试人员应应仔细审阅试题及提问，按要求作答。
16.某市汽修厂系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市交通局的下属单位。2002年，经市交通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蒋培丽为汽修厂厂长。2004年年底，汽修厂搬迁，原厂址计划与人合作开发房地产，建职工宿舍楼和商业住宅楼。山东某房地产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某与汽修厂签订了合作开发合同，约定汽修厂出地皮，该房地产集团公司出资金，共同开发一期住宅楼。2005年2月，蒋培丽打电话给张某，称其弟想在该一期住宅楼购买房子，要求在价格上给予优惠。双方以10.4万元的价格签订买卖合同，对方收到蒋培丽缴纳的购房款5万元。但是，在办理房产证的过程中，市房管局认为该住房的出售价格过低，不给办理，于是双方签订了一份价值42万元的虚假房屋买卖合同，并于2005年8月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经某房地产评估交易有限公司鉴定，该套住宅价值29.3万元。试分析本案例中蒋培丽的行为构成何种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正确答案:
蒋培丽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我国《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蒋培丽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在合作开发房地产的过程中，要求本案中的房地产集团公司为其弟提供低价住宅，实质上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索要财物。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构成受贿罪。且索取的财物是否为被告人自己占有，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蒋培丽支付5万元的购房款用以掩盖索贿行为，其受贿的数额应当是房屋当时的实际价值与其实际支付价款之间的差额，即24.3万元。因其索贿，应当从重处罚。
五、论述题：要求应试人员根据试题所提供的材料，运用掌握的法学知识、理论进行分析和论述。论述题要求观点明确、说理充分、语言流畅、逻辑严谨、表述准确。
17.2005年6月至2006年，高某在苏州市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所二手房交易市场征收组工作期间，利用负责受理、审核二手房的交易资料，核定应纳税款等职务之便，授意他人修改或自己帮助他人修改相关的房产交易资料，违规为卖房人办理免征、减征税款的手续，致使国家税款损失达人民币144万余元。其中，高某与房屋中介人员丁某合伙采用上述手法，致使国家税款损失达人民币45万余元。高某从中收受客户所送贿赂款人民币45500元。
试论高某和丁某是否构成犯罪，如构成，是何罪及如何处罚，并说明理由。
正确答案:
高某有收受他人贿赂、授意他人修改或者自己帮助他人修改相关房产交易资料、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等数个犯罪行为,不但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也损害了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从犯罪构成要件上来看。属于有两个犯意、实施两个犯罪行为，侵害两个犯罪客体之情形，符合受贿罪和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两个犯罪构成要件，且两罪之间不成立法条竞合关系。而税务人员与纳税人相互勾结，共同实施偷税行为，情节严重的，以偷税共犯论处，从重处罚。我们认为，如果税收工作人员与纳税主体相勾结，帮助其实现偷税目的，如出主意或帮助纳税主体在帐薄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而后故意不征或者少征应征税款的，可构成偷税罪的共犯，而不是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因为后者是一个不作为犯罪。
本案中，高的行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前期的授意他人修改或自己修改纳税申报材料，然后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另一部分是利用职务便利，徇私舞弊、对明知是虚假的纳税申报材料，仍故意不征、少征应征税款。高某的行为特征符合偷税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理论，高某的行为同时触犯偷税罪和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按择一重罪的处罚原则，也应当定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这样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合的基本原则。
本案中，高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和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两罪，而不是法条竞合或者牵连关系。第一，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它主要评价的是权钱交易行为，而不是权力本身的行使情况。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在《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从中可以看出，"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已并非一定要认实际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就本案而言，高某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钱款，承诺为他人谋利，其行为就已构成受贿罪;之后，高某利用职务便利，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其行为又构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第二，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中的徇私并不能涵盖受贿罪的全部内容。《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虽然将"徇私"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但从"个人私情"和"私利"的并列关系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而言，此处的"私利"应理解为没有达到追究受贿罪程度的小额贿赂。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了对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立案标准，如果不满10万元但具有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或者其他恶劣情节的，也应予立案，此规定也印证了此种观点。从逻辑关系上看，如果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的徇私包含收受数额较大的贿赂内容在内，则完全可以以受贿罪立案，而不必做出此种补充规定。第三，《刑法》第399条是法律的特别规定，不能认为对刑法第九章渎职罪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又构成其他犯罪，就社会危害性而言要比为他人谋取合法利益大，如果在处罚上均不加区别，不能彰显刑法总则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合的基本原则。第四，根据犯罪构成理论，行为人有两个犯意、实施两个犯罪行为.侵害的也是两个犯罪客体，符合两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两个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在《关于被告人受贿后徇私舞弊为服刑罪犯减刑、假释的行为应定一罪还是数罪的研究意见》中对受贿后徇私舞弊为服刑犯减刑、假释的行为，认为应构成两罪，并实行两罪并罚，对本案的处理具有指导意义。因此，高某受贿后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应当认定为两罪，实行两罪并罚。
而共同犯罪是刑法总则规定的特殊犯罪形态，其指导并适用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每一种故意犯罪。当非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与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国家税款时，应根据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作出认定和处理，刑法分则对贪污、挪用作出的相应规定是一种注意规定，而非特别规定。本案中，高某的行为构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丁某虽不具有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但她是利用了高晓云的职务便利实施了犯罪行为，可以构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的共犯。作为从犯。，丁某可以根据主犯所触犯的罪名予以定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