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案件，从性质上看似乎该罪犯情节很恶劣，12年未被交付执行刑罚，这还得了。但我们仔细推敲，就会从中发现问题，周某的哺乳期至1992年6月28日结束，但其并未脱逃，固始县法院还在1993年1月4日以拐卖人口罪改判其有期徒刑四年。我们要问的是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对其收监呢？你们在干什么了？
我们追问有关部门的重点，并不在于要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当然这里面肯定存在失职、渎职的问题，但这是后话）。我们要问的是，一个判处了刑罚的罪犯本身并无过错，他（或她）是否要为有关部门的过错未收监，而在经过漫长的时间后，还要将其收监继续接受刑罚的处罚呢？
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将周某收监并无障碍，因为我们国家法律只规定了追诉时效，并没有规定行刑时效，对于判处了刑罚的罪犯没有及时收监的，无论经过多长时间也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可将其收监继续接受刑罚的处罚。
然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刑罚的行刑时效制度，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刑法典都作了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正如刑法中规定追诉时效一样，规定行刑时效是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刑罚被判处后长时间不执行，原有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平衡，社会生活趋于稳定，罪犯也已经悔改，新的社会秩序已经形成，司法机关就没有必要去破坏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否则，对罪犯来说不公平，因为未收监对他来说并无过错，他没有必要因为国家机关的过错而长时间的煎熬等待；其次，也不利维护社会的秩序，因为对于罪犯、社会公众甚至被害人来说都接受了这种新的秩序；最后，也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经过漫长的时间，人们不能将罪犯行为与其所受的处罚相联系，看到的仅是罪犯的被处罚，反而感觉刑罚残酷无情。当然，行刑时效并非没有限制，如时效要根据罪犯判处的刑罚来确定不同的期限，再比如罪犯故意脱逃、重新犯罪或被害人控告后有关部门仍故意不收监等等情形下，时效可以中断、中止或延长。
因此，笔者呼吁有关部门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专项检查活动中，不妨也可开展对这种并非罪犯过错造成未收监的成因、收监狱后的效果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时机成熟时可考虑建议立法机关设立行刑时效制度。毕竟，国家的刑罚权不可以无节制行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