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飙车”是公民对高速危险驾驶行为的俗称，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飙车行为的界定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该条中特别使用了“追逐竞驶”一词，因此需要注意并非日常所有的“飙车”行为均纳入刑法，两者具有一定差异。
首先，追逐竞驶行为发生的场所是“道路”。该条并未使用“公路”，证明追逐竞驶行为不一定局限于通常的街道、公路、高速路等。该条文中的“道路”应当解释为只要是供不特定人、车等使用的可通行路段均可纳入“道路”范畴。刑法修正案（八）之所以将追逐竞驶的区域扩大为“道路”是由于我国道路交通发展迅速，许多非“公路”性质的道路其路况标准也在提升，为追逐竞驶提供了条件。虽然目前“飙车”行为主要发生在城市公路上，但不排除以后该类行为会发生在非公路上。我国许多高校校内的道路和城市公路相连接，车辆可以较为方便地进入校园，而高校校园又是人员密集的场所，在校园内追逐竞驶其威胁较之在公路上更大。同时，类似的还包括许多单位道路、社区道路、“限行”道路、景区道路、农村道路等。发生在校园内、施工道路上的交通事故往往由于法律的空白而无法及时处理，从立法与司法角度讲，使用“道路”对我国交通刑事法规的完善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次，“追逐竞驶”行为不等于“高速行驶”。高速危险驾驶行为并不一定具有追逐竞驶的特征，其可以在没有追逐竞驶对象的情况下单独完成；而追逐竞驶则必须要求有一个以上的追逐竞驶对象，至于驾驶者之间有无事先的意思联络在所不问。如数名司机商定驾驶自己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玩“飙车”，如果在有意思联络和追逐竞驶状态下，且情节恶劣即可以按照本罪处罚。而通常的追逐竞驶者并没有与追逐竞驶对象的意思联络，我们认为只要驾驶者意图使自己的车辆超过其他车辆或者行人，而采用违反相关交通管理法规的方法实施且情节恶劣的即可构成“追逐竞驶”。要严格限定追逐竞驶的行为模式，并不是所有高速行驶的车辆均构成本罪，以免造成打击面过大。
再次，追逐竞驶行为须“情节恶劣”。并非所有的追逐竞驶行为都以犯罪论处，还必须考虑行为人所处的环境、潜在的危险性、行为人心态等情况。若驾驶员以高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其主观上并没有刻意追求超越其他机动车的意思，但由于车速快客观上形成了“追逐竞驶”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由于主观恶意很弱，并且加之所处环境并没有对其他法益造成紧迫危险，一般不宜认定为犯罪。另外，由于车辆运送紧急病人、处理特殊紧急事务等情况也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各种因素，不应一概以犯罪论。
二、醉酒驾驶行为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醉驾的界定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对于“醉驾”的认定并不是根据行为人的意识状态，而是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而定。
首先，对“醉酒驾驶”的理解。目前法律中所认定的醉酒并不是根据行为人的意识状态确定，而是依赖驾驶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我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g/100”1，小于80“g/100”1属于饮酒后驾车；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g/100”1的驾驶行为。通过计算可以看出，法律上的醉酒标准基本上相当于3两低度白酒。所以“没有喝醉，不会被判刑”、“干喝不醉，驾车无罪”的理解是错误的，从法律角度讲“醉驾”其本质还是“酒后驾车”，与人的意识清晰程度、控制能力无必然关系 .
其次，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不同的是前者需要“情节恶劣”的条件，而醉酒驾车无论情节严重与否均可构成本罪。之所以醉酒驾驶不以情节论，主要是考虑到该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的确定性，即从医学角度考虑在血液酒精含量达到10“g/100”1以上，人的判断力和控制力都会下降，已经不适合驾驶机动车。酒后驾驶的行为人即便是清醒的，但是其机体对客观事物的反应时间已经出现延迟，即判断道路状况的敏感力降低。因此，醉酒驾车无论何种情节均需承担责任，换句话说只要驾驶者被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g/100”1即可构成本罪。同时第二款还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如果由于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等行为，可依据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因此危险驾驶罪的设定是为预防交通事故所设定的安全驾驶模式，是对驾车司机的一个约束性规定。
三、本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从目前的规定看，本罪内容上仅限定两种危险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除此之外，是否还应当增加其他危险行为是值得思考的。从对人的精神影响上看，吸食毒品驾车的客观危害性并不比醉驾低，严重的超载、超速等行为的危害性也不亚于飙车，另外不具有驾驶技能的行为人（未经过培训、肢体严重残疾）驾车其危害性更大，诸如此类的“跳磅”、非规范超车、驾驶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机动车均对交通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本罪在危险驾驶的行为方式上还有待完善。
对于“醉酒驾驶”如果一概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的规定便会产生法律上的矛盾：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必须考虑其主观认识和意志因素，“醉酒驾车”和“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g/100“1驾车”在评价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有一致的法律效果？是否行为人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g/100”1就一定证明其属于“醉酒”的意识模糊状态？诚然，饮酒后对机体神经的麻痹有必然的客观影响，但是每个人对酒精的反应不一致，对酒精的耐受程度也有较大差异，不能不考虑行为人对酒精的耐受程度，对于醉酒驾驶还应当出台更为完善的检验措施。
从目前的规定看，罪状表述为“危险驾驶机动车罪”，这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有关：道路交通安全与公民生命、财产平安密切相联，将危险驾驶的立法模式限定于这两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危险驾驶行为也会出现各种新情况，将预期出现的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是有必要的。因此，除了在上述各种道路上危险驾驶的情况外，是否还应将水运、航空、铁路等非道路情形纳入本罪，是值得探讨的。笔者认为，该罪名确定为“危险驾驶罪”更加合适，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保障，以及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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