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立法上“设定许可”是对公民和社会主体的一种“赋权”行为，那么，行政执法上的“审批”则只是一种行政职责，亦即有关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只要请求事项符合法定资格和条件与申请程序。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就必须承担受理申请，并按照法定程序与时限加以审核、批准和答复的义务。否则就是失职，应予行政或司法的救济或追究。过去一些行政法学教科书和理论文章都笼统地把行政许可界定为“赋权行为”，似乎公民或法人行使某项权利，是由行政审批机关“赋予”的，这是没有区分立法上设定许可（立法权力）与行政执法上的依法审批（主要是履行行政义务，有的也包含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详后），二者有性质的区别。这也是有些行政审批机关人员为什么常常以“恩赐”权利的态度对待申请人，为其弄权受贿行为找到了凭借。
即使立法上设定许可，也不能简单地都归结为“赋权”。因为，一则从根本上说，公民的基本权利或人权，本是人们所固有的，宪法和法律只是予以确认，而非国家立法权所赋予，除非某些派生性的和程序性的权利；何况，有些并未法定的权利，如其他人权与合理的习惯权利、道德权利，是人生而有之的自然权利或社会自发地历史地形成的权利，为社会所公认，无须法律赋权也应当享有和行使（这属于“法不禁止即自由”，或可称自动“许可”，只是未必都受法律保护）。二则，立法上规定“许可”，同立法上确认公民“享有”某些权利是不同的，前者意味着对已予确认的权利“享有者”，规定他在“行使”权利时，应具备的资格与条件，即不是凡享有权利就可以（许可）无条件地行使。如宪法确认公民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由于考虑到行使这项权利时，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和安全，法律又规定了行使这项权利应受的限制条件，并须经公安机关据此审批，才能行使这项权利。因此，立法上的许可，实质上是对行使权利的限制，它包含着不予许可的因素。否则，就不需非经许可才能行使权利。如思想、信仰自由（包括信仰哪个主义或宗教的自由）就无须、也不应经行政机关审批。
这里，要明确“许可”在立法上与执法上的区别，还须从法理上对权利内含的三个层次加以分清：即权利的设定；权利者的权利能力；行使权利的资格与条件。立法上设定了公民的权利（如公民有选举权），并非人人都有行使该项权利的权利能力（如未满18周岁的、有精神病的人就无此权利能力），也非人人都有资格和条件行使这项权利（如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或户口不在本选区的人即无此资格）。这三者都应先由宪法或法律加以设定或限定；行政执法机关则只是对后二者加以审查核实，确定申请人是否具有权利能力和符合法定资格与条件。
因此，我建议，以后在立法上称“许可”（规定行使权利的资格与条件），在行政执法上则称“审批”（审核、批准），以避免将立法上确认权利或“赋权”的权力行为，同行政执法上承担审批任务的义务行为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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