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此修改补充的理由是：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赔偿制度架构不尽合理而造成赔偿渠道不顺畅，导致每年大量的行政赔偿金闲置未用，而胜诉的行政相对人却得不到及时赔偿，其权利最终得不到实际救济，形成“司法白条”，大大伤害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严重影响到有关国家机关的信用和权威。建立法院支付令制度，完善国家专项赔偿金制度，有助于提高我国行政赔偿、补偿制度的有效性、权威性。该法条创设的救济机制，主要特点在于直接性和通畅性。这种直接模式有利于避开行政机关的阻力，克服执行生效裁判文书需另行立案才能执行这一严重浪费司法资源、造成巨大社会成本的不合理现象，与其他方案相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法院支付令的制度设计可参考英国的特权令（prerogative orders）之一的执行令（mandamus）制度。[2]正因为如此，现在有必要通过建立健全我国法院支付令制度和赔偿准备金制度，更有效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六、行政诉讼立法应兼顾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公法制度和公法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也是行政诉讼法制实践和《行诉法》修改工作中的一个难题，很难处理好又必须处理好。笔者认为，在逐渐形成共识的几个程序性制度环节，应果断决策、积极创新，努力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例如，诉讼期间原则上停止所争议行政行为的执行，一部分案件适用调解方式和简易程序，等等。具体的修改建议和意见是：
（一）建议在《行诉法》中明确规定：“诉讼期间，停止所争议行政行为的执行，并由人民法院制作决定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并告知当事人：（1）原告同意执行的；（2）经被告或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会对国家或社会重大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3）规范性文件已经生效的；（4）法律、法规规定不停止执行的。”
作此修改的理由是：行政诉讼原告、被告之间的实际地位悬殊，不停止执行可能给原告带来利益损害，并影响其起诉的积极性，故应规定一般情形下停止执行为原则，同时规定例外情形。实际上，在当下的行政诉讼制度实践中，许多行政诉讼案件一审法院在不损害社会公益等法定情形和要求提供担保等前提下，在审判实践中已大量采取了“诉讼期间停止执行所争议行政行为”的做法，且并未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再则，由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拘束力等特性及行政效率的要求，停止执行所争议行政行为应由法院决定，并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而不停止执行所争议行政行为是一种常态，则不必由法院决定，但也应给予当事人救济机会。
（二）建议在《行诉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在双方自愿、被告行政机关对诉讼标的享有自由裁量权、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下，可以适用调解，可以和解。”
作此修改的理由是：《行诉法》现行规定的立论基础是行政职权不得放弃，被告对于诉讼标的不享有处分权；但实际上有些引起争议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被告在一定幅度内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也即可以作出一定的让步，这些情形下可适用调解，可以和解。这样既可及时解决纠纷，又可缓解双方的对立冲突，节约诉讼成本。调解、和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许多长处，现在不仅适用于私法领域，在公法领域也日益广泛地适用，例如刑事法律制度实践中的控辩交易和附带民事赔偿诉讼和解。显然，旨在解决法律纠纷、补救受损权益、缓解官民矛盾的行政诉讼制度，在实践中也可积极和适度地采用调解、和解等非诉讼解决纠纷的操作方式。
（三）建议在《行诉法》中明确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审理下列一审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1）诉讼标的额在1000元以下的行政案件；（2）用简易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案件；（3）初步审查有可能在程序上驳回起诉的案件；（4）事实认定无异议，仅对法律适用或程序有异议的案件；（5）不服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案件；（6）双方当事人合意选择并申请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作此修改的理由是：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较明确、争议较小的行政案件，一些采用独任审判的简易程序也可以满足当事人追求公正的基本要求，同时可以降低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过去采取一刀切、一律不适用简易程序的做法，使得行政诉讼制度缺乏机动灵活性，未必符合法律经济学原理。作此修改后，突出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双方合意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并从形式要件上规定了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这既保证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又保证了行政诉讼效率，有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