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本题20分）
1.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区家三兄弟与龙家两兄弟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一方为区家三兄弟，另一方为龙家两兄弟。本案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区家三兄弟为共同原告，龙家两兄弟为共同被告。
2.法院将三人的起诉合并审理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区家三兄弟起诉的诉讼标的都是出自于同一法律关系，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所以本案属于当事人双方都为二人以上且标的是共同诉讼，即必要共同诉讼，必要的共同诉讼是不可分之诉，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
3.有。人民法院应追加龙甲为共同被告，因为本案为不可分的必要共同诉讼，龙甲为必要的共同被告，必须参加诉讼，如果其不参加诉讼，应当由法院依法追加其为共同诉讼人。
另外该调解协议未经龙甲、区绍富同意而无效。法院不能据此签发调解书。
六、（本题20分）
1．县法院与县检察院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9条之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改判无罪的，作出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和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二审法院改判无罪时，同时意味着对一审判决的否定，由一审错判引起的赔偿责任，应由一审法院直接履行赔偿义务，但由于一审过程中，如果被告人已被逮捕羁押，一审法院作出的有罪判决，意即对逮捕决定的肯定，而且被告人上诉期间，也因一审判决是有罪而继续被逮捕羁押。所以，一审的有罪判决和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对被告人的逮捕均负有责任。当二审改判无罪时，同时否定了有罪判决和逮捕决定，由此引起的赔偿责任，理应由一审法院和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共同承担，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对潘某的错误逮捕，县法院和县检察院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潘某可向其中任一机关提出赔偿请求，被请求的机关应先予赔偿。
2．对县法院逾期不予赔偿不能申请复议；对县检察院逾期不予赔偿可申请复议，并应在2000年6月20日起2个月届满后30日内向市检察院提出。《国家赔偿法》第21条第1款规定，检察院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依照该法的规定予以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赔偿请求人对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在期限届满之日起30日内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据此，该案赔偿请求人潘某向县检察院提出申请后，如对其处理不服，可在自两个月届满之日起30日内申请复议，否则，上一级机关不予受理。本案中，潘某申请复议，应在2000年6月20日起两个月届满后30日内向市检察院提出。但依第21条第2款规定，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请求人对其赔偿数额不服或法院逾期不赔偿的，并不申请复议的程序，赔偿请求人只能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换方之，法院与检察院同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其适用的赔偿程序并不相同，前者比后者恰恰少了一个申请复议程序。
3．作出原生效判决的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依《国家赔偿法》第19条规定，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4．不可以申请复议，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为市中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不得对此提出复议。《国家赔偿法》第103条第3款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对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无论其是否合法和合理，根据目前《国家赔偿法》的规定，都是生效的决定，必须执行，赔偿请求人不得向上级赔偿委员会申请复议。所以，对潘某的请求，省高级人民法院可不予受理。
5．不合法。《国家赔偿法》第25-29条规定了国家赔偿的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第30条规定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责任形式，但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因此，潘某要求精神赔偿费的请求是不合法的。
七、（本题25分）
1.“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的理论基础在于“自然公正”思想。它有两个基本内容：第一，如果某人的利益因为某项决定将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人在该决定作出之前有申辩的权利；第二，如果某项决定影响到多方的利益，那么各方当事人都有平等的申辩权利。
“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首先要求保障当事人有充分的申辩机会。在诉讼中，这意味着必须将诉讼程序和任何可能的指控事先告知当事人，以使当事人有机会准备答辩；同时还要允许当事人以适当的方式，将答辩提交给法官。
这一要求作为诉讼原则，最早出现在1723年英国的“国王诉剑桥大学案”中。在该案中，被告剑桥大学取消了神学博士本特利的博士学位。而在作出这项决定的过程中，本特利没有获得任何申辩的机会。英国王座法院因此以颁发强制令的形式，为本特利恢复了学位。担任该案首席法官的普拉特评论道：“（剑桥大学）在对（本特利）进行与之不利的指控、降低其资格的时候，拒绝听取他的申辩，这与自然公正是不相容的”——这也是“自然公正”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的司法程序中。
2.这样的制度有陈述理由制度、回避制度与听证制度。
陈述和申辩是与回避原则一起最早确立的两大自然正义原则之一。当事人在接受处罚之前并不是简单的法律客体，而是有主体性和主动性的法律主体，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可以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说明，因此陈述和申辩体现了对当事人人格尊严的充分尊重，同时也是防止错案的有力程序。
听证一般是指在国家机关做出决定之前，给有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听证的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外延则涉及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三大领域。行政处罚中的“听证”，则是指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指派专人主持听取案件调查人员和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处罚理由以及适用依据进行陈述、质证和辩论的法定程序。听证制度得以建立的法哲学基础可以说是源自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理”。这一公理提出两项要求，其中一项为“任何人在承受于己不利的决定时都有权利做出申辩”，这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作为行政公正程序体系中核心制度的“听证制度”产生的价值基础。由此可知，听证权本源于“两造兼听”的理念。另外，从立法的角度看，对听证程序的法律适用，有些国家和地区是分散地规定在行政程序法的各个章节之中，也有些国家和地区是集中地规定在某个章节之中。如我国台湾省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依本法或者其他法规举行听证时，适用本节规定。”美国《行政程序法》规定“本法第3编第553条或第554条所规定的审讯，须按本条规定进行。”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43条与《行政许可法》第四章第四节（第46条到第48条）都有关于行政法领域中的听证程序的相关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8条“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则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了关于治安案件的处罚过程中，听证程序的适用规定。在学理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听政程序分为不同的类别。常见的有：依据内容的广狭不同而区分的广义的听证程序和狭义的听证程序；依据是否由法律直接规定必须举行而分为法定听证程序和任意听政程序。两种类型的划分各有其不同意义，从对后者的比较中能够明晰地洞见听证程序的权利结构，而前者的划分则一方面有助于揭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听证制度在价值上的意义。
由于现代国家程序法律的高度发展与日趋细密，尤其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场合，公诉方或行政机关往往会因为程序违法而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甚至有时出现纵容犯罪的情况。我们认为，不能因为程序正义可能在局部会牺牲实质正义，就取消它的价值。很多时候，程序正义是有力的保证了实质正义的实现的。人类永远不可能发现和实现终极的实质正义，这根源于我们自己的内在矛盾与理性的有限。法律作为弥补我们的内在局限的一种外在规则，其本身当然也是有代价的。法官裁判的客观性不是生活中的绝对客观性，而毋宁是一种相对的客观性。这样的客观性有两个根本特点：第一，它相对客观，但绝对有效。也就是说只要是法官认定的事实，就必然在法律上是正确的，是有法律效力的；第二，这样的客观性是通过运用有限的证据来证明的。因此客观性的大小取决于每一个证据的证明力和整个证据链条的证明力。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更不能容忍的是对程序正义的漠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