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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探访社区时，社区老人对社工的熟知和信任，与内地鲜有人知何谓社工形成巨大反差，这说明了正是社工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办了很多实事，才会真正获得人们的肯定和支持!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在香港社工也必然不是从开始就这样的。据他们说也是很难。那么我们就不可以再一味地埋怨政府太落后、埋怨群众不理解不支持、埋怨资源太少了，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去做的地方，我们的主动性远远不够，我们的专业素质急需提升。通过与香港社工的接触，我们都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实干派，非常有行动效力，和他们一起工作，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很沸腾，很累但是精力充沛，想法不断。因此，我觉得对于大陆社工的发展我有必要树立并坚持如下两条信念，它可以确保我的社工理想不会气馁：
第一，相信政府已经意识到社会变革的需要，相信政府也在积极地谋求改变和发展，肯定政府的积极和努力，我们社工不是孤立的，不可过分强调与大陆政府的界限，而是与政府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的。社会工作师通关秘笈！
第二，坚持反省社工自身做的够不够，我们从不缺乏资源，我们缺乏的是我们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当我们决定将毕生的智慧和汗水注于社工事业时，大陆的社工就一定会前途光明。（二）我们来香港学习的是什么呢？来之前如果这么问，我一定会说是看看香港的社工是具体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结合专业理念开展具体工作的。我求的是“方法”。相信这也是很多想来香港学习的人的初衷。但是现在我的答案变了。因为来香港我真正学到的除了具体的工作如何开展外，更多的还是理念，包括香港的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态度、香港社工政策和实践的人本理念的处处体现、以及香港社工的理念是如何“灵活”地运用于工作中。这个变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开始愿意正视国内社工发展的优势和应该如何走自己的特色道路。其实在几天前，我的想法还是局限在如何“搬”香港的模式到大陆去，真是希望大陆能发展得“像”香港啊。可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现在我才真正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含义，第一次从心底地觉得伟人邓小平提出这句话时用心是多么地良苦。同理，社工也必须是中国特色的社工事业。我们是不可能照搬什么模式的，不变的是理念。如果能够灵活地运用理念，那么白猫黑猫捉到耗子的都是好猫。譬如我们以前说居委会在大陆是社工发展的某种层度上的障碍，但是我现在就会思考其实这是大陆的独特资源；再如大陆孝道文化昌盛，老人不愿住养老院，以前我们会说这是养老院专业社工发展的障碍，但是现在看到香港发展机构养老的重重困难后，我却觉得为什么一定要让老人去养老院呢？养老院就是好的模式吗？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法律保障了老人要求被子女赡养的权利（而香港无此立法），我们的子女拥有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我们的社区拥有老人活动的天然资源，我们的邻里关系拥有中国特色的照顾优势。也许中国的社工不是靠专门的社工机构发展的，而是就在这样一个个融合传统因素的服务机会中茁壮成长。我们的政府国情也是和香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的社工机构一定要像香港的一样特立独行于政府吗？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打着政府的大旗来做社工的嘛，比如说咱们的共青团，在解决青少年问题的过程中作用重大，那么我们可否大胆地设想共青团也会是以一个潜在的社工机构呢？只不过它的名字不叫“社工”罢了。叫玫瑰的那种花换成狗尾巴草的名字，它还是一样芳香。香港的社工开展工作时非常灵活，这是很好的创新精神。
（三）一如既往，除了社工外，我最感兴趣的领域是法律。没有法律，谈不上什么自由、民主、人权。所以在香港的整个实习过程中，我除了用社工的视角外，也喜欢用法律的视角来思考问题，比如法律规定了人们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香港，可能是地域的原因，更关注个别关怀、全面照顾陆则要考虑到稳定、弱势群体基数大的现实，所以在政策上很谨慎。香港的很多慈善行为都是社会自发的，在NGO的功劳很大，而大陆在非政府组织发展困难、经济水平跟不上的情况下，能保障人们权利的不是呼吁、随机的慈善，而是程序化的法律的明确规定和执行。我们的法律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人的抚养权、子女对老人的赡养权、限制了一些疾病患有者的生育权，我想这些在香港可能都比较不能接受的。香港政府会拨巨款照顾痴呆夫妻所生的子女，没关系，这是不多的问题，政府财政可以解决，但是在大陆，这将是经济发展的梦魇。国情相差很多，我想，社工要想在大陆取得长足发展，是要站在政府宏观调控和国家长远发展的立场上体谅一番政府作为和不作为的背后意义的，这样才不会招致政府很大的反感，才有妥协和合作的空间。我相信，大陆政府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年轻的政府，今年浙江经济发达、人口集中的地区发生罕见五十年来最大台风袭击，政府动辄紧急疏散上百万人，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无异于神话，从这点上我们也可看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相当强大。所以我相信，不是我们真的穷到保障不了底层弱势群体的权益，而是我们的法律没有落实到具体的细则，底层公民的权利没有被写进法规，这样政府执政时无具体法可依，加上执法不力，也就在可做与可不做之间存在很大的游离空间，因此才有许多地方政府把钱浪费在形象工程上也没有用在改变贫富差距上。也许在香港，地域范围使得很多问题靠教会、NGO、拨款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在大陆，一个庞大地域和人口的国家，法律必须要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地发展，社工也要重视法律和法律意识的推进，以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达到专业的目的。
（四）这也算是我个人的一个收获吧，但是它会影响我很多的人生抉择，就是对于痴呆症老人服务的热衷和追求。去香港之前，我就是带着这个明确的目标去的，去之前与痴呆症服务相关的国内论文可谓已是搜刮殆尽，因而在收集资料时很有计划性和倾向性，吸收的也非常快。（在这里也推荐下大家去香港之前可以仔细思考一下自己的爱好、未知却兴趣盎然的领域，事先在学校打好底，这样初到香港时可能就不会那么应接不暇。不过同时，也要注意多方面吸收知识，不能只局限在自己关注的领域，毕竟博采众长才能发展。）在香港学习的大量痴呆症老人服务的知识，更加坚定了我追求这一领域的信心。也许毕业后我从事的第一职业不是痴呆老人服务，但是它将是我永远关注的命题；对于大陆未来老人服务的动向，我必定是紧追不放，时刻做好从事这一职业的准备的。我本来就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的比较清晰的人，而且也确实是一步步地都沿着我规划的轨迹在发展，所以对于北斗之旅，我很想感激它的重要一点，就是它让我的人生规划又清晰了几分。考试大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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