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服务与需要相配合。在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上这一原则仍然适用，即我们首先要考虑外部的社会工作进入某一社会文化区域的必要性，然后才能谈及它的适应性改变——本土化。
毫无疑问，当行政性半专业化社会工作和民间互助系统能够发挥作用并较好地回应社会需要时，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的必要性是较小的。社会工作是合理配置资源并使其发挥效能的活动。它也是社会资源的耗费。当原有的、产生于本土的社会工作及助人系统仍然效能充分时，从异文化中引入哪怕是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因为引入新的社会工作模式可能会费用高而边际效益很小。
那么，应该如何去评价本土化社会工作的效能呢?制度理论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由人建构起来的，但是建构方式有不同。一些社会制度是人为设计并通过长期的推进而形成并发挥作用的。这种制度发挥效能不但需要强有力的推动，而且需要与之相应的经济、政治条件相配合。因此制度建设是一种制度体系的建构过程。与之不同，另一些制度是在日常牛活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长期的日常牛活的基础上，人们选择了某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通过制度化过程，这种行为规范流传下来，并在某种场合中发挥作用。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福利制度属于前者的话，民间互助系统则属于后者。任何制度都有其生命周期，即有其效能增衰的周期性过程。当一种制度不再能有效地发挥效能时，制度改革、制度变迁的时机就到来了。
以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亲友互助体系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行政性半专业化社会工作的效能，在当今中国，特别是在城市得到了考验。向市场经济过渡改变着政府和单位统包的社会福利制度，一些企业的不景气甚至破产使这些企业的在职和退休职工的保障发生问题。政府和企业越来越少地运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人们生活中的困难。长期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在解决人们现实的物质困难方面的作用也日显不足。另一方面，城市化正在疏远着人们之间的关系，甚至亲友关系也受到一定的冲击。家庭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将使亲友之间的相互关照力不从心。剧烈的社会变迁表明，原来的产生于旧体制之上的社会工作模式和传统的民间互助系统其功能空间在缩小，新的社会工作制度有了可以进入并发挥作用的空间，社会工作本土化也就有了现实可能性。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领域既与外来的社会工作所进入的领域有关，也与社会工作的过程有关。改革开放留给社会工作的活动空间是广阔的，农村发展、妇女发展、助残助学、儿童救助、老人照顾、城市社区发展等领域都是社会工作可以进入的空间。目前境外一些社会福利机构已在中国内地积极开展工作，这对国际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内地作了具体的说明。当外部的社会福利机构进入中国内地并开始工作的时候，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就开始了，这里包括要同政府打交道，同项目人口或工作对象打交道，了解有关的法律和政策，了解助人活动的规则，认识受助对象所享有的文化等等。社会工作在这个层次上的本土化是要找到外来的社会工作同本土问题的结合点，在政策、文化、社会制度诸方面实现社会工作同本土基础的协调。
社会工作在实施过程中的本土化任务是具体的。应该抱持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去助人这是关系到助人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同工作对象在观念一。契合有助于助人活动的启动与发展。在这一阶段，社会工作者去理解工作对象，包括其需要及希望的满足需要的方式、接受他人帮助的方式及他对受助过程的理解。理解了这一切并对之进行科学的评估，社会工作才能实际地启动对工作对象的帮助。在这方面，要顺利地启动助人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要考虑到工作对象的处境、他所享有的文化、他的生活经验、特别是受助的经验。这就是社会工作助人理念上的本土化和处境化。
社会工作在助人过程和技巧方面也应注意本土化。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同工作对象的持续的、深入的互动过程。互动程序的安排、互动中语言的运用、行动符号的运用都会对工作对象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互动过程的进行。在这方面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任务是相当细致、微妙和重要的。
一项社会工作的结束和评估也要考虑本土的因素。专业社会工作注重结案，似乎要明确地宣布结束工作关系。但是中国人对于助人关系的理解常常是延展性的。我们可以用明确的“结束”去切断工作对象的延绵情感吗?实际上，在结束一项社会工作之前对工作效果的评估也是值得注意的。我们怎样去判断工作对象对受助行为评价的真实性呢?答案当然是先要了解工作对象的生活经验与价值观念。考试大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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