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激进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未、70年代初，主要的发源地是美国的纽约与波士顿。代表人物有：葛瑞尔（Germaine Greer）、米列（Kate Millett）、维蒂格（Monique Wittig）、朵金（Andrea Dworkin）、费尔史东（Shulamith Firestone），欧克里（Ann Oakley）、麦金能（Catharine MacKinnon），等等。本处将结合这些人的基本观点，对激进女性主义的主要思想作一个扼要介绍。
1.父权制度——压迫的根源
从男性主导的运动中撤退出来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发现，父权制度或者男性支配而非资本主义，才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之一就是葛瑞尔。葛瑞尔的代表作《女太监》，其书名点出了作者的基本理念：女人是被动的性存在，因为她被男人阉割了。葛瑞尔强调家庭具有压抑心理的巨大力量。但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女孩子才变成太监的，这时她被教化并最终学会了放弃她的自主权、寻求他人的指引和采取被动的态度。葛瑞尔主张现代的父权制核心家庭必须加以废除，因为它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即由男人的合法子嗣继承财产的制度——的男人利益上。随着核心家庭的废除，葛瑞尔认为，终生一夫一妻制也将消失。
葛瑞尔要求妇女这个阶级起来反抗。她的“女人是一个阶级，而且是最受压迫的阶级”的观念，是成长壮大之后的激进女性主义的重要元素。
对男性压迫女性这一社会现象予以猛烈抨击的另一位激进女性主义者——米列，在其经典之作《性政治》这本书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性即政治”，并使用“父权制度”一词来指涉世界上许多地方控制女人的事实，它后来成为女性主义著作的标准词 。米列指出，父权制度夸大男女的生理差异，以确保男性拥有支配角色、女性只具附属角色。社会假借性别角色刻板化的过程，使妇女接受她们的次等地位。社会通过社会化来使两性顺从所规定的气质、角色、地位等。妇女从幼年起就被训练去接受一个男女有别、并将公共权力分派给男性领域的社会制度。这是由幼儿园、家庭、学校等机构而达成的，这些机构全都把男性支配女性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并不断地予以增强；女性也将这套想法内化，而认为自已的确不如男性。这套意识形态十分强有力，因为这样的制度化往往是男性维护和巩固其所压迫的女性表面上的同意。这就是米所说的“性政治”，这是一套借个别男人支配各个女人的方式存在的人际权力制度，这是父权制度的主要支柱。
2、性别角色——从阴阳同体到妇女本位
性别角色是激进女性主义的中心议题之一，在70年代初，性别差异被激进女性视为女性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并欲以阴阳同体(或译“中性”)，有时意同某些人所说的“单性”取代两极化的两性。70年代中期起，阴阳同体观受到排斥而发展出妇女本位观，女性异质，即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质不再被认为是妇女压迫的根源，而反被视作为妇女力量的来源及解放的种子，也是社会变革的契机。
维蒂格和朵金都持阴阳同体的观点，对于美国大多数激进女性主义者所认为的生小孩是自然的看法，维蒂格辩论说：生小孩是一“强迫生产”的历史过程，但我们却“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的’过程，而忘记了在我们社会里生育是计划的（在人口上），忘了我们自己是被设定了要生产小孩的，而它是‘除战争外’唯一呈现如此大的死亡危险的社会活动。”维蒂格也否认女人的身体是生理的既成事实，对她而言，这不如说是父权制度创造了女人与男人。
朵金的看法也与此相同，她认为，我们总将人概念化成一定是男的或女的，这其实是扭曲了人类由非常多样的跨性特征的事实。她论述到：“我们显然是有多重性别的物种，它的性别取向沿着一个极为广大的不固定连续体伸展，在那里我们称为男性与女性的元素并非泾渭分明的”。而我们的生理理论是一种社会建构，其分类是符合男性利益的。
自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者逐渐地越来越不愿意从妇女身上寻找妇女屈从的原因，她们认为把妇女的生理或心理视为问题来源是责怪受害者，并进一步表现了充斥当今社会的恨女人的现象。因此，不少近代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倾向于从男性生理寻找问题的原因，更主张女人应形成自己的社会，将男人除外。同时，激进女性主义运动也表现出一个新的特色：普遍地颂扬做女人，包括女人的成就、文化、精神、同性恋，还有身体，特别强调女性生理固有的力量，以及与生理有关的创造力。女性的生理与心理于是成为妇女解放的力量来源。这样的想法正好与弥漫于社会的贬抑女人的观念相反。更有某些激进女性主义采取与男人决裂的方式来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即分离主义。这些分离主义者致力于创造妇女空间与妇女文化，一方面避开父权制度与男人所加诸妇女的伤害，并进行疗伤，一方面提供能真正满足妇女需要的机构，包括妇女医疗中心、妇女教育方案、被殴妇女庇护所、妇女事业，乃至妇女书店、妇女餐厅等，这些女性事业至今方兴未艾。
3、母亲角色——生理身份和社会身份
以《性的辨证论》一书为激进女性主义作出贡献的费尔史东指出，父权制度的历史基础史是“物质的”，即男女生理事实，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生殖功能的不同。自然的生殖上的两性差异直接导致阶级发生时的第一种分工，并提供了终身阶级的典范。因此，费尔史东强烈反对生理母亲身份，并提出变通办法，即体外的人工生育。她认为当今科技的进步已使这项改变成为可能，一方面是可靠的避孕技术，一方面是子宫外的生育。这样，妇女可以避开“野蛮”的怀孕，男人也可以有小孩，人们便可能消除生理决定的性别分工，将生育小孩的角色交由整个社会分担。如此，两性的性器官区别不再具有文化意义，妇女的解放才能完成。
同样，在另外一位激进女性主义者——欧克里看来，母亲身份是建立在三个看法上的迷思，这三个看法是：所有女人都必须是女亲、所有母亲都需要小孩、所有小孩都需要他们的母亲。欧克里认为它们是社会与文化制约的产物，是具有压迫性目的的。母亲并非生成的，而是被造成的。她进一步指出：社会母亲和生理母亲具有相同的效果；小孩对母亲的需要并不大于对父亲的需要；一对一育幼方式不必然优于集体的社会化或“多数母亲”。无疑，欧克里所想的解决方法是许多女性主义者所致力的社会化的育幼制度。
4、性——男女支配关系的关键
许多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在性的实践上，透过“在性方面，男人天生是有侵略性和支配性的，而女人生来是被动而顺从的”这样的臆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被正常化和合法化了。既然“男支配、女顺从”是性这个根本领域的规则，它遂也成为其他各种情况的规范。因此，大部分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主张，除非异性恋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否则女人绝无可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与男人平起平坐；而只要女人的性是由男人的性来解释的，异性恋关系的平等便不可能达成。
激进女性主义者麦金能直截了当地指出，性是男性权力的所在，而社会性别是根植于异性恋制度的。性在女性主义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女人的个人认同与她的性是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犹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工人和工作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样。但是很不幸的是，女人的性大部分被拿走。或者说女人的性是为男人而存在，而男人的性却并不是为女人存在，这样的事实只要想一想“娼妓制度为谁存在？”“色情为谁存在？”“谁强暴谁？”“谁性搔扰谁？”“谁殴打谁”等问题便可以一目了然。因此，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她们认为，只要有正确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异性恋关系就会平等），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她们认为，只要坚持拥有正确的经济制度，异性恋关系将不会是剥削的、疏离的、压制的），激进女性主义相信，除非性能够重新加以构想，重新加以建构，否则女人将永远附属于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