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药事管理（1840－1949年）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间，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输入了西医西药和它们的管理制度，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夺与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混合在一起。这一时期中国药学和药事管理经由曲折、艰苦的道路发展、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反映在医药明确分业，药事管理成为国家的社会管理中一个独立的部分，中西药并存，制药工业的萌芽等方面，但受政治、经济的影响，发展十分缓慢。
1.药品、毒品和战争《新修本草》中载有药物“底野迦”并指明味辛、苦平、无毒主治百病……出西域，实际就是鸦片，说明了公元七世纪以前，鸦片已当作一种药物输入中国，大致在18世纪以前一直是用作药物，输入量极少，价格昂贵，并皆课相当关税。以后逐渐发展其毒性和吸食成瘾的危害性。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开始禁烟。当时鸦片称为洋药，清代政府制定刑律，一再申令禁国人自食鸦片，并订有洋药进口课税政策，严禁外国船员只私运洋药偷漏关税，设关检查。但洋人开炮拒绝检查，偷漏关税，并由于清廷腐朽，进口鸦片日益增多。公元1671年以前鸦片以药材进口入中国者每年数十箱，1765年以前每年200－300箱，1782年为4628箱，1833年已增加到23670箱。鸦片早已不是药用管理问题，鸦片烟毒害已危及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存亡。1838年12月广州爆发了万人大示威，坚决呼吁清政府严禁鸦片的输入。腐败的清政府惧于民意，派林则徐到广州处理。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1840年2月英帝国悍然派兵侵入中国，爆发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英帝国主义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侵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消除鸦片毒害的正义战争。鸦片战争后，不仅鸦片毒害更加严重，而中国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鸦片毒害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在其朝内、军中和人民中推行了一套严禁烟毒的措施，大力宣传“洋烟”之危害性，并明令“贩卖者斩、吸食者斩”，走私者“杀无赦”“绝其栽植之源”。曾取得显著效果。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中，严禁烟毒不仅有一整套的措施，并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百余年与鸦片毒害作斗争的过程中，对必须严格管理麻醉药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西药的输入及其发展 鸦片战争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遣较多的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他们设医院、售西药，西医西药开始输入我国。随之外国药商也在广州、上海告示沿海商埠设立药房，如上海英商的屈臣氏药房（1841）、上海药房（1853），德商的科发药房（1865年），广州的屈臣氏药房等从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西药行业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口岸和商埠，整个市场被外商垄断。“甲午战争”后，外国取得在中国开设工厂的特权，纷纷在我国开办药厂。
我国有些工商业者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西药经营和制造。如1888年在上海办起了中国人自己开设的西药房，1900年在广州开办了利济轩药厂，1902年开办了梁培基药厂，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制药公司。1912年在上海开办了龙虎公司（后为中西制药公司）等。据不完全统计，到1936年，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14个省、市已有大小药房1300多家。据上海资料记载，1912年至1924年全市共开办药厂93家，这些药厂除少数几家生产原料药外，大多是制剂厂，规模小，设备简陋，靠手工操作或只作分装，得不到正常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华北等地办厂四五十家，其中武田药厂曾在我国许多城市设有药厂。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有药厂约50家。虽然资金、设备、原辅料都比较困难，但也起了一定作用。抗战胜利后，大批外国药品倾销中国市场。据海关资料记载，1946年1至11月有25个国家向我国输入药品，总值达18，000万美元。使民族医药工业受到摧残，小厂纷纷倒闭。1949年，全国解放时仅有药厂150家左右（上海95家）。自本世纪初我国制药业兴起至1949年，发展缓慢，并主要是制剂厂，进口西药充斥市场。
3.卫生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和药政管理 19世纪90年代前后，清王朝对其政府机构进行变革，1905年始建全国卫生行政机构，先在警政部下设卫生科，后在内务部下疫卫生司。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主义的君主制度。1912年1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采用新制，在内务部下设卫生司，为全国卫生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卫生司下有四个科，第四科主办药政管理工作。从史料查知，当时规定的药政工作内容有：
（2）药商的呈报登录，药商的取缔；
（3）监督制药厂；
（4）药品、毒剧药品的核查及限制贩卖事项；
（5）调查方药。
1928年，国民党政府公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设立卫生部，下设医政、保健、防疫、统计、医务五个司；1931年卫生部改为卫生署，1947年又恢复为卫生部建制，卫生部（或卫生署）先后隶属内政部行政院。1928－1949年，药政工作一直由卫生部（卫生署）下设的医政司（处）主办，1947年曾公布建立药政司，但因经费困难一直没有正式成立。1937年卫生署下设立成药审核委员会。这一阶段药政工作的主要内容有：
（2）药师公会之监督事项；
（3）药商和药品制造之监督事项；
（4）药典之调查编订之监督事项；
（5）麻醉药品及毒剧药品及毒剂物之取缔事项；
（6）关于药用植物栽培及药品制造之奖励事项。
在省、市县也建立了卫生行政机构，据1947年资料记载，有26个省设立了卫生处，29个市设立了卫生局（卫生科）。其中，南京、北平、上海等市卫生局下设有药政科（股）。
关于药品检验工作，在1938年以前，由内政部所属中央卫生试验所负责，1938年以后，该所更名为中央卫生实验处（院），改属卫生署领导。中央卫生实验所内设有药检科，主要工作有：
（1）公私嘱托的西药检验事项；
（3）阿片的试验事项等；
改为中央卫生实验院后，无药检科，由化学物组负责生药及药物之检验。1947年，在卫生部下正式成立药品仪器检验局。由于人员少，仪器设备差，经费困难，实际工作开展少。
4.药学教育的兴起和药学专业队伍我国现代药学教育始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的满清陆军医学堂的药科。辛亥革命后南京临床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制度，对药学教育作了以下规定；确定药学教育分为大学教育和专科教育（当时称专门学校）两种；明确了两种教育的修业年限、课程设置，实验教学项目；制定了药学大学教育的四种专业化及教学课程和实验教学科目。
1911年至1949年全国先后创办的高等药学学校、系共二十余所，其中办学时间较久，毕业生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有：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药科（1913年）；齐鲁大学理学院药学专修科（1929年创立，1941年改为药学系）；私立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学929年）；私立华西协和大学理学药学专修科（学936年）；北京大学医学药学系（统工程943年）。其它还有英士大学药学系，苏州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满州医科大学药学专门部，浙江大学药学系，江西医学专门学校药科，贵阳医学院药学专修科，福建医学院药科，西北药学专科学校，川至药学专科学校等。原陆军医学堂药科于1945年更名为国防医学院药科。此外，在一些大城市还举办了一些中等药学职业学校，培养药剂士。据统计，四十多年中，高等药学校系毕业约二千人。
现代药学教育的兴起，促进了药专业队伍的形成，药师法规的颂实施，使药师成为一种法定的、独立的科学职业。这一时期，从事药学研究、制造、鉴定和教育等工作的专业人员中除学药的外，还有许多学的大学毕业生、留学生。另外还有大批中药专业人员，他们主要从事中药炮制、配方和中成药生产。药学专业队伍为发展中华民族自己的药学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5.药政法规 国民政府建立后，先后公布了一些药政法规。国民党政府公布实施的药政法规主要有：
（1）《药师暂行条例》（1929年1月公布）；
（2）《管理药商规则》（1929年8月公布）；
（3）《修正麻醉药品管理条例》（1929年4月卫生部公布）；
（4）《修成管理成药规则》（1930年4月卫生部公布；）
（5）《细菌学免疫制品管理规则》（1937年5月卫生署公布）；
（6）《药师法》（1944年9月公布）。
6.编纂《中华药典》1929年成立药典编纂委员会，由刘瑞恒任总编纂。严智钟、于达望、薛宜琪、陈瑛等五人任编纂。经8个月完成初稿，经审查、校正，1930年5月由卫生部颁布《中华药典》。该药典正文763页，共收载药物708种，附录收载有试药试液、规定液、一般试验方法等，另有序言、凡例、附表和索引、刊误表。《中华药典》以美国药典1926年版为蓝本，并参考英国药典、日本药局方和其它文献编纂的。颁布后药学、医学界曾提出不少意见，建议增补和修订，但以后一直未修订。
7.中国药学会 中国药会于1907年成立，1909年在日本召开了第一次年会，当时命名为“东北留日中华药学会”。1912年在北京开第二次会改名为“中华民国药学会”（简称中华药学会），并经政府批准备案。1942年更名为中国药学会。它的会章提出“本会以联合药学同志共同研究药学学术，推进药学事业与国际药学团体合作联系为宗旨”。“它是药学界群众性的学术团体”。
至1949年中国药学会共召开十二届年会，办有药学杂志。中国药会就发展药学事业的各种问题，多次形成决议，并多次向国民政府建议、批评、咨询，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