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达信CEO约瑟夫？布拉尔迪诺（Joseph.Berardino）在安然申请破产的第一时间内发表他的著名反思，该评论从四个方面对安然事件作了反思：反思我们的会计准则、改进我们的财务报告模式、改革我们的规范环境、改进我们资本制度中的会计责任。应该说，安然这位CEO这份反思是非常有力度的，后来的会计改革法案基本上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最有名的是其“反思我们会计准则”提出的“形式重于实质”引发了美国会计准则由“规则导向”向“原则导向”转变，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他的第二个反思：改进我们的财务报告模式，这也是一段很经典的评论，笔者全文引用 ：
“改进我们这个已支离破碎的财务报告模式。安然的倒闭，有如网络泡沫的破灭一样，它提醒我们，以历史信息和单一每股盈利数字为重心的财务报告模式已经过时了和已经不适应当今新的商务模式、复杂的财务结构和与此相关联的商业风险了。
安然披露了大量的信息垃圾，包括2000年报中的一份8页纸的管理讨论和分析和16页纸的报表附注；一些分析师研究了这些材料，并以卖空来赚取了利润。但其他一些资深的分析和基金经理人则说，尽管他们被搞糊涂了，但最终还是买了并损失了钞票。
我们需要修正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长期忍耐资本市场上的财务报告系统只提供大量复杂的有关过去发生过什么的信息，而不顾一些理解能力有限的投资人理解当前正在发生什么和未来可能发生什么的需要。
我们需要迅速但又是小心的转向一个更报考更丰富的报告模式上来。披露需要持续性的，而不是期间性的，以反映当今持续运转的资本市场。我们需要提供几套相关的信息。我们需要扩展核心业绩指标的数量，而不仅仅只是每股收益，以传递给投资者真正能理解公司商务模式和它的商务风险、财务结构和经营业绩的信息。“
安达信CEO如此严厉批评传统的财务报告模式，但好象并没有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国内学者也少有对他的这段话作出反响，但笔者查到著名会计评论人张连起的对此的一段评论，但基本上也是引用这位CEO的原话，张连起老师认为现行财务报告系统产生于属于工业时代的上个世纪30年代，言下之意是现在已进入21世纪的知识经济年代，传统的财务报告已不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是这样吗？
安然崩溃主要是经营失败导致，但会计未能真实、公允反映安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以其会计也是失败的，这种会计失败主要是会计准则的失败，会计失败与财务欺诈不同，财务欺诈是行为性会计信息失真，而会计失败是规则性会计信息失真，美国正是基于此，强调会计准则的“原则导向”，但这种反思是不彻底的，安然主要会计问题有两个：一是与SPE相差的合并报表及关联方问题，二是金融工具及衍生工具的计量问题，现在主流反思是围绕第一个问题展开，而对第二个问题反思甚少，笔者一直认为，正是“公允价值”而不是“历史成本”导致安然金融衍生工具计量的失败。安达信CEO以安然为例指责历史成本财务报告模式是有失偏颇的。
这是一篇笔者认为至少在国内分析安然会计问题最有深度的一篇文章：复旦大学施欢欢 鲁直 张文贤 发表在《证券市场导报》上的《由安然破产案透视金融衍生工具的会计处理》，文中认为 ：
逐日盯市的会计计量方法在能源合同中的使用使管理层可以“有选择地”选择确认早已存在的“可实现而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从而为管理层利用这种会计方法人为操纵利润打开了方便之门。之所以允许采用这种会计方法是认为由此得出的会计信息更具有相关性。然而由于缺乏对公允价值确定的进一步研究，使得在实务中对公允价值的计量需要管理层的估计。同一项资产或负债使用的估计方法不一样，得到的金额就不一样。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怎么是逐日盯市会计？
逐日盯市会计是FASB允许的，公司通常在每个季度末对能源合同的公允价值进行估计，将账面值调整为公允价值，同时确认相应的利得和损失。因此，管理层在使用逐日盯市会计的时候具有很大的操纵空间。FASB曾对这一会计处理进行过争论，但最终还是决定将解释权让给各个公司。
安然如何利用逐日盯市会计？
安然公司在2000年年报附注中对于交易目的的衍生合约和套期保值目的的衍生合约分别采用逐日盯市的会计处理和保值会计处理。近年来，安然公司大量从事能源市场价格波动的投机、保值等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如果合同被确定是一个能源交易合同，GAAP要求按公允价值调整出于交易目的的能源合同，确认利润和损失，另外还应单独在财务报表或附注中进行披露。同时，GAAP还提供了一套指标用于判断一项能源合同的交易是否是出于交易目的。在逐日盯市会计方法下，用于交易目的的远期合同（Forwards）、互换合同（Swaps）、期权（Options）和能源运输合约以公允价值反映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价格风险管理中的资产和负债”项，同时将未实现的收益及损失确认在“其他收入”中。套期保值会计用于非交易目的的合约。当用于保值的合约标的与被保值标的价格的变化有较大相关性的时候，即保值合约能起到保值作用的时候，用套期保值会计处理。当发现保值合约不能起到保值作用的时候，停止使用套期保值会计，对保值合约价值的变化确认收益或损失。也就是说管理层可以主观判断某一衍生工具是用于保值目的还是交易目的。如果是交易目的，就可以按公允价值调整合约的账面价值，同时确认相应的收益或损失。安然公司从价格风险管理盾动中得到的净资产在2000年末和1999年末分别约为10.88亿美元和3亿美元。当安然公司披露将市场价值的变化作为“其他收入”的一部分的时候，这个项目的金额在2000年年末达到72亿美元之多，从其公开文件中就无法得知从市场价值变化中得到的收入到底是多少。然而在其现金流量表中，安然公司在附注中提到，在2000年和1999年年末分别大约有7.63亿美元和3.95亿美元的收入来自价格风险管理活动却没有现金流入。
与GAAP对金融工具（如债务和权益证券）、衍生工具的会计处理相一致，GAAP除了规定要逐个计算每个能源合同的公允价值外，没有规定如何计算能源合同的公允价值。对于这种情况GAAP也只是提供了一条普遍适用的准则，即公允价值是一个合同在与自愿方进行现金买卖此合同时的金额，而所谓自愿方是指此交易不是在强迫和清算出售的情况下进行的。可见，管理层在确定公允价值时存在着较大的操纵空间。
依据GAAP，基于公开交易市场的市场报价是公允价值的最好的根据，应被作为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如果市场报价不能得到，GAAP要求公司基于市场中可得的最好的信息估计公允价值。由于很多能源交易合同的市场报价不存在，公司必须根据市场上相似的合同和估价技术的结果来确定价格。当使用估价技术或模型时，公司用于估计价值的最好的信息包括近期的现货价格和远期价格。能源价格曲线表示能源商品1至5年的远期价格。这是从市场中可以得到的。很多能源合同期限超过5年，因此，只有很小一部分的能源合同有直接可得的公允价值。超过5年的远期价格必须估计，所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通常，从长期看价格更具有稳定性。然而，由于现行的会计规则对公允价值使用的规定不够详尽，所以由各个公司假定的能源价格的波动性的差异导致公允价值的估计差别很大。
安然与其他能源公司一样用逐日盯市法处理其能源交易活动。安然披露用于估价其能源交易合同的市场价格反映了“其在考虑多种因素后的最佳估计，包括标准合约交易价、场外交易报价、时间价值和合同保证的不确定因素等”。但由以上分析可知，对于如何确认能源合约是否出于交易目的以及如何确认能源合约的公允价值均存在管理层主观判断的因素，投资者很难通过财务报表对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只看财务报表很难看出安然的盈利质量到底怎样。
以上分析看起来可能有点吃力，简单地说，安然有相大部分的资产和负债是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根据美国当时以及现行的会计准则，对于交易目的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期末以公允价值计量，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差异部分进入当期损益。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判断一项能源合同是基于交易（投机）或保值（投资），尽管GAAP提供了一套指标用于判断一项能源合同的交易是否是出于交易目的，但这很容易被企业管理当局所操纵，企业管理当局将升值的能源合同归为交易类，而将减值的能源合同归为保值类，由于前者适用用逐日盯市法处理直接确认当期利得，而后者适用历史成本法不确认损失；二是文中谈到公允价值经常没有市价，需要企业管理当局作出估计，安然公司2000年年报第36页合并财务报表的注释1中提到“为了使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GAAP，管理层必须作出估计和假设，从而影响资产、负债的报告金额、或有资产和负债的披露，以及报告期内的收入和费用金额。实际结果可能不同于这些估计”。这段话隐晦地提醒了年报阅读者其中的风险。从而也间接说明了公允价值的不可靠性，实际上，即使有市价，公允价值同样容易被人为操纵，笔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一般认为“公允价值”提高了会计信息“相关性”，但这是一个理想状态，由于现实条件制约和企业管理当局滥用公允价值导致公允价值信息严重失真，公允价值在国际受宠但在我国失宠，公允价值会计在国际上推广时间也不是很长，具体效果还有待考察，安然事件充分暴露出公允价值的缺陷，人们对历史成本最大的批评是“怎么可以用出生进体重衡量现在的体重？”，他们认为，企业管理当局完全可以通过出售升值的资产和保留贬值的资产操纵利润。可事实是，公允价值会计模式的利润更容易操纵，安然就是通过确认没有现金流入的金融衍生工具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差异作为当期的利得和损失，从而在账面上体现了巨额的收益。大家知道，金融工具的价格也是容易操纵的，正如股票价格容易操纵一样，新疆德隆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股价在两、三年间上涨了十几倍甚至三十几倍，如果按收盘价确认这几家公司的股票投资收益，那真是暴利，可是这些上涨了十几倍甚至三十几倍的股票能出手吗？一旦庄家受到查处或资金链断裂，这些股票的股份就要雪崩，那不是十个跌停版可能是二十个跌停版才能打开，因为其股价严重背离了实际价值，安然作为能源证券的巨头，操纵能源证券的价格岂不易如反掌，只要把价格一直往上拉就是了，这也是目前基金公司年度做账的常用技巧，因此股民总在等待年末行情，因为它们知道，基金经理需要拉升股价以增加市值，减少投资损失，增加当期利润。可这样的拉升又有何实质意义？还不是一样严重误导了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它利害关系人。
由此可见，正是公允价值的先天不足及后天滥用，导致会计准则在计量安然金融衍生工具相关资产和负债出现了失败。安然事件后，业界不但没有反思公允价值的问题，反而一如既往把责任推给历史成本，这是很不公平的。历史成本由于其不容易操纵及可操作性，仍然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计量属性上起主导作用，我们现在该是反思公允价值不当改良的时侯了。
后记：
相关讨论：
mosthero：金融资产按历史成本计量，可能还不如不确认的好
金融工具对现代会计的处理惯例有很大的超越：一般交易通常在交易一方履约时纳入会计系统中，而金融工具自签约时即纳入会计系统。为什么金融工具要有这种超越？大家都说因为它的风险大。风险大，是否即有这种独特性呢？这个在理论上需要讨论，这里不分析。从金融工具独特处理的初衷来看（风险大），历史成本计量它与不纳入会计报表反映，我觉得差异不大，前者甚至有害。金融工具的取得成本，相对于其风险和收益，太微小了。一项金融期货与金融期权，其成本可以说微不足道。反映这个成本意义何在？即如一项无形资产（比如网络域名），成本就只一点注册费等，反映这个成本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觉得会计准则在选择什么属性计量时，最关键是要看你在反映什么（反映结果的经济内涵），然后据此选择计量属性。主要从会计造假这个角度来说明计量属性选择问题，是容易得出偏颇结论的。即如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不准确，究竟是人为原因，还是技术原因，在没有实证之前，就归结为技术缺陷，恐怕就显草率。企业的资产减值，是否在技术上就不能做到相对准确？我看未必。公允价值不准确，历史成本就准确？这种准确之论相对的标准是什么？如果都不准确，为什么宁愿要历史成本的不准确，而不要公允价值的不准确呢？
金融工具的套期会计有取消的趋势。我也认为这个东西应取消。美国和国际准则委员会对金融工具的划分，对管理者的意图倚赖太重了。套期会计的这种依赖更是到了极致。这里有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管理者的意图能否决定会计的处理？这不仅是金融工具的问题。比如，一项资产的继续使用价值和现行市价等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就加入了管理者意图如何使用资产的考虑。我考虑“管理者的意图对会计处理的影响”问题已经两年时间，迄今未能得出令自己满意的结论。比如：甲企业对乙企业贷款100万元，约定一年后乙企业或者用现金偿还，或者发行自己的股份10万股来偿还，乙企业对偿还方式具有选择权。在该例中，乙企业应将该贷款反映为负债呢，还是所有者权益？在我看来，乙企业的管理者意图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然而，如果完全依赖管理者的意图，乙企业在各期就可能进行不同的分类，不同企业对同类交易的处理也就不同，一贯性和可比性就面临问题。作为可选方法，不按管理者意图，而按两种方式的比较经济利益来判定归类为负债或所有者权益（乙企业会选择最有利的偿还方式），在理论上可能更客观。但实际上，未必如此。比较经济利益是否就是管理者的唯一决策依据？即便其上管理者的唯一决策依据，比较经济利益的预计也是管理者的活动，这又回到了管理者意图。这里讨论的问题，似乎与公允价值无关，但其说明一点：会计的假设、假定无处不在。每一项技术都对应有假设、估计。每一项技术都对应有缺陷和漏洞。而每一项缺陷和漏洞都可被人为利用。不考虑技术的作用，纯粹从技术可被利用的角度来论技术的选择，未必恰当。
计量属性选择要回答的是：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反映的是什么？计量属性在技术属性上是否与反映目标一致？各种计量属性都有局限，哪一种计量属性更适当？这时，按什么标准来判定计量属性的适当性？综合考虑这几个问题后，我坚决反对对金融资产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股票是金融资产，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完全无法反映会计个体拥有的这项资产代表的财富量。若干年前的某些股票，取得成本上百元，现在市值只有几元钱了，我无法相信在资产负债表上用取得成本反映它，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会计是面向社会的、面向需求者。会计的技术选择应该面向需求者、面向社会：在他们看来，资产负债表应该反映什么！
飞草：公允价值制造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机，导致安然崩盘
当业绩计量采用公允价值时，未实现的利得也视为已实现时，国有或公众的机构投资者包括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经理就会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不切实际做多，以拉高金融工具价格，制造金融泡沫，甚至制造金融危机。会计准则作为业绩考核的标准，具有巨大的经济引导行为，公允价值鼓励生产泡沫，安然如果不是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则其内强中干事实早已为世人所了解。
我初步的看法是，表内历史成本，表外公允价值，公允价值只能作为补充的计量属性mosthero：历史成本同样也可以造成金融危机
不要将历史成本等同于“稳健”结果，其往往就蕴涵了“泡沫”。从会计角度讲，国有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问题就是与历史成本计量紧密相关的。帐上反映有很多资产（历史成本），但其实难以按历史成本收回。以泡末资产来支撑信用和实力，风险积累过大，内部空虚，离金融危机就不远。其他行业的很多国有企业就是严格的历史成本会计，其蕴涵的“泡沫”就更不用说了。
并不仅仅是公允价值在制造“未实现利得”。历史成本计量也可以制造未实现利得，甚至造成不可能实现的利得。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即便采用历史成本计量，确认也造成未实现利得。比如，销售合同在签约的时候就确认相关资产和权益——按现代会计的确认原则，该销售合同的增值是“未实现的”。即未实现利得并不仅仅与计量属性相关。第二，在历史成本偏离资产内含的购买力时，历史成本计量同样确认了未实现利得，而且该利得甚至可能不再有实现可能。
安然告诫我们的主要不是公允价值的技术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我们反思的是制约人的那些制度安排：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的代理机制。美国准则委员会在论说公允价值的可行性时常有这样的表述：有人认为公允价值难以确定，但事实上这种困难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会计所采用的那些计量模式，目前也是市场参与者在经营中使用的定价模式。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表内披露历史成本，表外披露公允价值，也就是说会计要报告两种或更多的数字信息。但同一资产有多种计量结果的时候，会计试图告诉信息使用者什么呢？这两个数字的经济内涵分别是什么呢？它试图让信息使用者相信哪一个数字呢？会计能否告诉信息使用者：它为什么将历史成本反映在表内，而将公允价值反映在表外？
计量结果不是纯数字堆积，更重要的是数字要代表一定经济意义。
飞草：制度缺陷助长投机行为
我知道，你要以不良资产论证历史成本导致的金融危机，因为当时引入公允价值时，就是从这个缺口切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包括SEC在内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历史成本掩盖了大量金融公司的资不抵债现实，可是今天的情况能证明公允价值改良是成功的吗？
不管是历史成本还是公允价值（不包含历史成本），都有可能在误导投资者，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多方位信息披露，向事项法接近，搞双重披露甚至三重披露，但除了历史成本信息是可审计外，其余的信息只能是审阅。
现在PWC提出一个公告报告的模式——价值报告，它是核心思想是想从用市场的语言说话，描绘一幅更饱满更清晰的公司风景画，将公司报告演变为一份价值投资报告，其价值报告的由市场总体看法、价值战略、价值管理、价值平台四个要素组成，并提出了三级公司透明度模型提高公司透明度：
1、 一套真正的全球通行的公认会计原则。
2、 各行业自己制定的，一贯执行的，有行业特色的业绩衡量和报告标准。
3、 为编制公司独有信息的指导方针， 这些公司信息包括：公司特有的战略计划，风险管理实务，报酬政策，公司治理和公司特有的业绩衡量指标。
我觉得这个思路对改进企业报告有一定启发，但问题的根本还是信息不对称的机会主义问题，企业管理当局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投机，他们一般不希望充分披露，部分信息作为内幕信息可以为他们获得额外利益，如果学过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可以用这些理论对企业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作解释。这个价值报告革命一个最大的阻力。
现在总的思路是不能单纯依赖每股收益这个指标，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改进，每股现金流量就是一个极有益补充，再增加一些与行业相关的KPI，在业绩披露上，融进BSC思想，在信息披露框架安排上应该是比较理想的，问题是执行的效果。
制度创造价值，当然制度是由人设计并由人执行的，但制度与人性相比，制度容易改变，但人性改变可没那么容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极大程度解放了生产力，如果一直强调人性偏差而不注重制度改进，则最终会一无所成
mosthero：人性问题也就是部分制度的问题
在未来，我相信价值报告模式、多元化模式都是可能的。不过，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有效运行的会计系统，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能都还需要一个过程。
从现时的会计准则定位看，我不赞成历史成本计量为主导、表外披露公允价值信息为补充的模式。我觉得在技术条件许可时，能够修正历史成本，就应修正历史成本。比如：资产有市价或可参考的市价，就尽量用市价计量。
为什么需要制度？主要目标在于保障社会活动的秩序。制度建立的立足点是什么？我认为，其基础有两个：一是人们认识的差异。就是说对同一活动、同一事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要保障社会活动有序，这就需要活动规则（制度）。我把建立在这种目的基础上规则称为技术规则（可称为“技术性约束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意义上的制度。钢铁工人如何炼钢、电视机如何生产出来、卫星如何送上天等活动，也有类似技术性约束制度。二是人们的人品差异（我称为“人性”问题）。人们对某活动、某事物的“本质特性”认识相同，但他们未必就采取相同的行动。由于利益需求差异，人品差异，他们未必按事物的本来特性采取行动，而作出违背技术规则的选择。为了约束“人性偏差”，就需要建立另一类制度（可称为“人性约束性制度”）。比如：企业治理结构的制衡安排、法律法规制度、道德规范等，就是这类制度安排。就会计而言，审计制度安排、会计法律法规、企业治理结构等，就是这类制度。
基于我们对制度的上述理解，把症结归结为人性偏差，不会出现“一无所成”的现象，相反，找到了这个症结才有所成。具体而言：如果是人品问题，我们需要构建和完善的就是“人性约束性制度”。比如反思审计制度和企业代理机制的安排，反思会计人员角色定位的制度安排等。如果是技术本身问题（比如，现行市价本身不能反映资产价值，或者无法确定），那么我们需要构建和完善的就是“技术性约束制度”。比如，我们就需要反思公允价值会计或者历史成本会计是否需要矫正，会计准则是否需要修改等。
将症结归结为“人性偏差”，绝不是停留于归结问题，或者停留于口头上呼唤诚信。我们呼唤文化教育来培育良好的人品，我们更强调用制度来伸展和约束人性：法律的制度、制衡制度等。
如果问题症结是“此”，制定的制度却针对的是“彼”，那才会一无所成，甚至增添新的混乱。比如，会计造假，是人不好，不是准则不好，也不是技术不好，我们偏要修改准则、修改制度，就未必能抑制造假，反而造成制度性或规则性的信息失真。
我认为，现代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症结就在于人性问题，而不是人的（技术）认识能力问题。所以我认为改革的应主要是“人性约束性制度”，而不是“技术性约束制度”。
当然，这一归因结论不是绝对的，技术性缺陷也是存在的。比如，安然事件表明，涉及SPE合并报表的那些规则，就存在缺陷。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准则制定的“规则导向”和“原则导向”选择的讨论。
常见的情形是两类症结都有，只是谁是主要症结而已。美国出台的《萨班斯法案》实质上就是针对这两类症结而制定的改善措施。关于准则制定导向的相关措施可算“技术性约束制度”的改善；而关于内部制衡措施（审计委员会）、严刑峻法（加重判刑）等措施可算“人性约束性制度”的改善。
飞草：这段评论非常经典，说来说去还是需要制度改良，不管是技术性或是人性的制度
mosthero：我赞同制度约束，尤其是政体、法治的完善
社会性活动绝不能建立在人的自觉的基础上。只有制度才能保障秩序。当然，制度之外，教化（倡导精神文明）也是重要的。群体的文化素养的提高、道德素养的提高，会减少制度带来的负荷。群体的文明程度不提高，就构建不了有效的制度。不过，反之，好象也成立。
关于我所说的两类制度，实际上有个问题还没说清楚：如果某项技术规则（制度）很好，但该制度也容易被人利用，而且也没有适当的“人性约束性制度”来弥补该技术规则的缺陷（容易被利用），我们对该技术规则应作何种选择？我总体上赞同：仅仅某技术规则先进，未必就选用该技术规则。要考虑“人性约束制度”的现状，要考虑制度实施的成本和社会效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