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事件暴露出法律很多时候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而在实际生活中起作用的往往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因此法律与传统之间会有一种紧张。
法律的局限性体现在，一是立法对目的的相对模糊状态，人类立法者根本不可能有关于未来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的所有结合方式的知识，这是一种预测未来能力的缺乏。二是立法还存在对事实的相对无知，这从本事件看就是从自己偏好出发可能造成与大量其他事实的冲突与背离。法律的局限一方面是立法者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亦是立法者偏好的结果。立法者的偏好只是一定情势下的状态，它必然无法对未来和现实的一切进行敏锐的分析，即偏好只有即时性。《义务教育法》重要的一个偏好就是赋予官办教育唯一合法性 ，因此无法预计将来和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教育形式的多元化，且在形式理性的法律面前，概念越明确，事物的性质也必定越清楚，所以补习班肯定不算教育的法律概念，因此，才会有村民大惑不解：为什么在村子里念书就违法了？可见由于特定的偏好，导致了对未来和事实的相对无知，即《义务教育法》并不能成为一切效力所及时空的偏好，并不能符合每一个时空独特情势，在Ｈ村，村民的私塾教育从来就是当地教育香火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方面，为什么要让教育成为一项义务，这是基于立法者的一个偏好：立法者认为必须通过这一途径提高全民基本文化素质，它实际上是假定全国的教育传统，经济状态，社会结构都是同一层次的。实际上不同地区教化之风与重教程度是不同的，在Ｈ村，既有学的传统，也有学的具体经济社会条件，《义务教育法》的悲观逻辑假设：如果没有法律，会有大量辍学，影响全民基本素质——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所以从实质理性的角度看，即便接受传统的教育也是正当的，中国是一个强调实质正义与实质理性的国家，但在形式理性的法律看来，却会对这一行为做出否定性的评价。
由于形式理性下的法律局限的存在，导致了社会按照自己的偏好对法律进行再解释的过程，每一个当事人会在法律的规定下做出符合自己偏好的选择，在这一个过程中，法律的效力必然不可能再如规范形态一样毫发无伤的发挥出来，不同的时空维度里，如果既定的法律不足以概括一切情势（事实上也不可能），那法律的效力必然会受到影响，对于Ｈ村的学生来说，补习班更具有比较优势，于是他们就不会愿意走进国家举办的学校的大门，于是《义务教育法》的效力就要在选择过程中被削弱。
法律的局限导致社会成员会按自己的习惯来选择具体的行为模式和对法律的态度。法律效力的实现程度其实就是立法者的偏好的满足程度，它因此并不具有普遍的价值与绝对的正当性，而又由于个体偏好在时空视觉上的局限性，它必然要引起社会其他当事人的选择，立法者的偏好导致了法律的局限，而这种局限必然导致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所有当事人必定要作出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与解释：司法者有他的司法解释与自由裁量，政府有他的具体的执法行为（当然也有可能有规避行为），公民也会有他的理解与对法律实际的选择。正是法律的空缺结构激活了一切当事人，反而令自己陷入了被选择的局面，所以法律的效力的实现也就在选择之中进行，法律必须要在社会实际的可接受性这一标准下不断寻求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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