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最终是要消亡的，剩下的只有披露

　　第三是更稳健的会计原则，滥用会计选择权的一个表现就是选择了激进的会计政策及减值转回的会计估计，为了使稳健的会计原则到住，我们可能更需要“规则导向”的会计原则，限制其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费用，并采用“减值转回的追溯调整手法”遏制利润操纵，美国“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之所以会发生这么多的会计舞弊案，与其企业使用激进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有关，这种激进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有时是非常隐蔽的，利用业务创新及组织创新，使大量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收入确认为收入，并转移或推迟确认费用，如安然的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创新及SPE组织设计，业务、组织越复杂，会计创新的可能性越大，这种会计创新俗称“创造性会计”，他会创造条件符合确认确认条件或规避费用确认的条件，当然也包括创造条件规避SPE并表等，这些创造性会计表面上符合会计规则规定的条件，但实质上不符合收入、费用确认政策。　　
　　滥用会计选择权在我国近年来逐渐得到关注，不断有媒体对上市公司会计手法提出质疑，发出“会计魔方”感叹，与美国资本市场环境相比，我国受制于业务、组织都比较单一，控制权转让市场并不发达(美国最大的会计魔术就是并购会计)，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选择权空间并不很大，但只要有会计估计、有会计政策选择，也有滥用会计选择权空间，当前我国最大的利润操纵是亏损公司的利润操纵，这种手法俗称“大洗澡”，除此之外，关联方交易会计一直是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痼疾，由于我国大量公司局部上市，导致关联交易极其普遍，这种关联交易明输利润实则掏空，为了圈钱和炒作，人为利用关联交易拨高收入、拨高利润，由于在我国，只能能拿到批文，不愁发不出股票(包括可转债)，损益的确认具有非常大的经济后果，这种市场背景下，损益确认是否公平成为会计准则制定者首要考虑目标，为了遏制利润操纵，财政部会计司屡屡出击，如严格限定股权购买日、债务重组收益及非公允的关联交易进入资本公积，这些规定具有明显的经济行为导向，债务重组的少了，股权转让的多了，会计准则影响了经济行为，从而提高了交易成本，会计准则本来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如今反过来，遏制利润操纵规定提高了交易成本。而这种遏制利润的规定实有“扑火”的感觉，导致会计准则内在的不一致性，比如，债务重组收益进资本公积，那股权转让收益为什么不能进资本公积？上市公司非公允出售资产的收益应进资本公积，那上市公司非公允购入的资产收益为什么就不要进资本公积？这样的会计标准，明显存在逻辑上的混乱。
　　最后， 如果赋予会计人员一项选择权，就得有两项事情要准备，一是选择权选择正确与否的标准，二是滥用选择权的遏制，也就是要有相应的评价与约束机制。我国收入确认、减值会计都赋予了会计人员选择权，但都没有相应的评价与约束机制，在这种背景下，会计人员滥用会计选择权只有收益，没有成本，这样的后果是可怕的，会计信息质量表面上是有规则的，实际上变得没有规则。目前我国GNP还持续稳定增长，增长可以掩盖不少问题，可一旦出现停滞，可能又会出现一场“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安然事件”争论，什么“会计透明度太低”、“公司治理结构缺陷”，总是同样的理由，同样的现象，这种规律也许永远改不了，因为“会计透明度”的提高及“公司治理结构”完善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效率，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永远是有矛盾的。我怀疑，会计出路真得不在确认和计量上，而在披露上，会计所做的事就是“披露、披露、再披露”，因为经过加工后的信息都会有粉饰成份，作为专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需要的是“原汁原味”的材料，这可能符合会计发展趋势，会计最终是要消亡的，剩下只有披露，公司只须提供分析材料，包括业务与非业务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