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与株式会社
　　明治维新后，日本大体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变革。到19世纪80年代初，社会经济环境开始稳定下来，工业化全面展开的客观条件已近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涩泽荣一的实业活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立银行的迅速发展虽然使他感到欣喜，但这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一行一业的成功，而是放眼于各个领域和行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企业创办活动。按照《涩泽荣一事业年谱》的记载，1880-1893年期间，涩泽荣一先后参与创立的企业达二十余家，其中以发起人、董事、创立委员等身份参与创立的公司为13家。这些企业遍布各行各业，不仅规模堪称一流，而且绝大多数都采取了股份公司制。涩泽荣一对实行股份制如此情有独钟，源于他在考察西方国家时的所见所闻。在他看来，股份制是实现工业化的不二法门，所以他立志把引进和普及股份公司当做自己人生历程中所要完成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正是涩泽的努力，建立了日本近代企业的治理结构模式。
　　建立株式会社的《立会略则》
　　到19世纪中叶，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进入成熟阶段。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较，股份制企业的优越性在于它用社会资本的集中使用代替了分散的资本积聚，促进了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企业规模难以适应工业革命要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也使企业的社会功能和各种经营资源的运用效率随之得到了飞跃性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本身也显得比较复杂，对于日本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一制度，并成功地加以引进和普及，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涩泽荣一考察西方国家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一些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相继到西方国家做过访问和考察。他们注意到了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重要作用，并在回国之后通过写文章和翻译西方有关书籍，对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做过相应介绍。此外，明治政府成立之后，也意识到引进西方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必要性，并参照股份制的形式组织各地富豪成立半官半商性质的通商会社和汇兑会社。然而新政府所做出的这一尝试，没过多久就归于失败，由于经营不善，这两个会社先后倒闭破产。这种情况引起了涩泽荣一的关注和思考。当时他以大藏省官僚的身份，从国家经济制度的高度，来审视和研究引进并普及股份公司制度的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他认真总结相关教训，认为通商会社和汇兑会社的失败，虽然是官商作风横行企业、经营者不思进取的结果，但基本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缺乏民营经济思想，民间工商业者对股份公司的本质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两相交错，导致股份公司在日本的变味。于是，涩泽从普及股份公司的ABC做起，以保证这种新型治理结构在日本的实施推广。考试大(www．Examda。com)
　　涩泽和他的部下福地源一郎，在1871年撰写了一份《立会略则》。该书内容朴实易懂，明确了股份制企业的基本宗旨和原则，确立了设立股份制企业的具体方法。该书规定，公司制企业为众人所共同创办，故聚资结社应以国家公益为重，但公司和政府二者应各行其事，界线分明。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不干涉公司企业的经营，从而明确了股份制企业的民营性质和自主权。尤其强调“财产私有权归个人所有，乃是天下通行的公理，他人不得侵犯”，“国家之富强，在于工商业的发展”等信条。设立股份制企业的具体办法是：①不论是哪种形式的公司企业，都应首先确定资本金的数额，然后确定股份的金额和数量，按股出资；②公司代表人以及其他管理者应由出资者选举产生，出资者按出资数量拥有不同数量的选举权；③会社的代表人拥有处理会社日常事务的权力，重要大事的处理需要召开会社大会决定；④会社代表人或者经管者如有损害会社或违反法律行为，应交付赔偿金或接受相应的惩罚；⑤会社经营所得利润，应按出资额多少进行分配，由于天地灾害等非常事情而发生损失，也应按出资额多少承担；⑥利润的分配应按当初的约定留有部分为会社的储备，其多少由各会社自定。
　　从《立会略则》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涩泽荣一对股份制企业的说明已经比较具体。特别是涩泽荣一明确了股份制企业必须贯彻民营自主和政府应尊重私权的原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直指当时日本企业主要的弊端，可以从体制上防范“官商习气”对企业的干扰。因此，《立会略则》一问世，就引起了新政府的高度重视，决定以大藏省的名义印制发行，同时还向全国各府县做了推荐，使这本书具有了准官方文件性质。大阪府在1872年4月25日发布的公告中曾明文指出：缔结会社、商社之大意，应熟读《立会略则》。可见，尽管今天看来《立会略则》还存在着明显的缺欠，尤其是它没有涉及到有限责任制问题，但在当时却是同类书籍有权威性的一本，成为引领日本创办股份制企业的行动指南。
　　股份制企业的实践
　　涩泽荣一弃官从商后兴办的国立银行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仅是日本近代金融机构，同时也是规范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它的创立标志着涩泽引进和普及股份制企业制度的活动进入了实践阶段。
　　国立银行是按照1872年制定的《国立银行条例》来设计创办的。这个条例的起草人正是当时担任大藏大丞兼纸币头的涩泽。为了使《国立银行条例》尽快出台，涩泽夜以继日忘我工作，从起草到定稿仅仅花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涩泽细致地研究了美国的货币条例以及伊藤博文从美国带回的其他资料，并与欧洲各国的货币法做了比较，反复思考如何使其适合于日本的实际情况，多次征求相关各方的意见，以保证《条例》不会因模仿美国的银行制度而失去实用价值。
　　该条例对国立银行的组织方式按照股份制原则做了明确的规定，即国立银行必须以集资入股的方式组建；董事由股东选举产生，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国立银行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方可解散和关闭；股东持有的股份，经董事会承认可以转让他人；国立银行出现亏损时，股东只按照所持股份金额承担损失。从《国立银行条例》的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股东自愿集资入股，股份可以转让和买卖，股东具有议决权，股东仅承担与其出资额相应的有限责任，这些股份制的基本原则都已经得到承认和体现。因此在日本，多数研究者认为，国立银行是近代日本初建立的股份制企业。
　　为了创建这一股份制银行，涩泽荣一和他的上司井上馨在筹集民间资本上花费了极大心血。日本当时的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在少数江户时代形成的旧富商家手中。没有他们的支持，国立银行的创办显然无从谈起。因此，涩泽荣一和井上馨曾多次主动与三井、小野等旧富商进行接触，劝说他们能够携起手来加入创办国立银行的行列。然而，他们的劝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由于这些旧富商之间一直互有成见，所以他们并不希望共创股份制银行，而是希望自立门户独立经营。这一点，与中国近代山西票号在进行银行制改革时遇到的阻力极为相似。但是，中日两国近代金融制度改革却走了不同道路，对此涩泽的贡献极大。在要不要股份制问题上，井上馨和涩泽荣一认为事关银行体制这一根本问题，丝毫不肯让步，而且利用手中的政府权力，对疑虑重重的江户富商施加压力。这种情况下，三井组和小野组终不得不放弃了自立银行的打算，决定共同发起创办银行，日本的股份制银行由此诞生。近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要义是政府不干预企业经营，然而在日本的现实中，实现这一要义却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大力推动甚至强行干预，这正是近代东方学习西方过程中的吊诡之处。正是这种吊诡，构成了涩泽荣一企业经营思想的土壤。
　　倡导股票交易市场化
　　国立银行成立之后，效仿这一组织形式创办的股份制企业开始大量增加，建立股票交易市场的必要性日显突出。但当时人们对于股票上市交易的意义却不甚理解，大藏省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股票上市交易与大米期货交易近似，都具有赌博性质，对国家没有益处，因此不主张开设股票交易市场。而涩泽荣一认为，西方国家的经验，已经说明了股票交易对经济繁荣和扩大资金市场的优势，不能因噎废食，坚决主张尽快开设股票交易市场。虽然此后涩泽因弃官从商而没有直接参与股票交易条例的制定工作，但他的主张对克服大藏省官员在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明治政府于1874年10月正式制定颁布了《股票交易条例》，开始着手培育资本市场。接着，1878年又公布了新的《股票交易条例》；同年5月，东京股票交易所正式开始营业；6月，大阪股票交易所挂牌。尽管在这两个股票交易所当时上市进行交易和买卖的并不是国立银行发行的股票，但在后来股份制企业的普及中，股票交易所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股份公司制度对于日本来说是“舶来品”，然而日本后来居上，股份制的普及过程比西方国家快得多。据载，到1896年为止，日本各类企业的总数为4596家，其中合名公司为345家，占7.5%；合资公司为1668家，占36.3%；股份公司为2583家，占56.2%.可见，股份公司在日本由从无到有，再到大量普及，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没有这一奇迹的出现，近代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将是难以想象的。而在创造这一奇迹的过程中，涩泽荣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涩泽荣一与日本近代经济团体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存在着为数众多的行业团体。明治维新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这些充满封建行会特征的商人团体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作用。新兴产业部门和企业的不断出现，使得如何处理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待和维护自身的利益，成了一个必须考虑的社会问题。由此，涩泽荣一敏锐地意识到了组织创立新型经济团体的迫切性，于是，他开始为新型经济团体在日本的产生奔走呼号。
　　创立银行业个近代经济团体—择善会
　　1877年成立的择善会，是近代日本出现的个近代经济行业团体，也是涩泽涉足近代经济团体组织活动的开山之作。
　　涩泽荣一组织择善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和促进银行之间的联系交流。继国立银行成立以后不久，日本出现了创办近代银行的热潮。但是，当时大多数银行经营者对于近代银行业务比较生疏，同时在业务上也面临着许多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涩泽感到这种情况对整个银行业的发展很不利。为了促进银行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取长补短，他产生了发起和建立银行业团体组织的设想。这一倡议一经提出，就在银行业引起了很大反响，并得到了第二、第三等国立银行和三井银行的响应与支持。近代日本银行的个行业组织由此诞生。
　　这一行业协会的首批正式会员共有16人，分别来自11家银行。根据涩泽荣一的意见，该组织起名为择善会，取自《论语》中的“择其善者而从之”一语，以表达“同业者共同的行动理念”。在成立大会上，会员们通过了由涩泽拟定的《择善会章程》。该章程明确规定，择善会的宗旨在于促进银行业界相互间的友好团结，以兴旺业务；凡愿意加入本会的银行业者，不论是否为国立银行，只要经本会同意，均有资格成为本会会员，等等。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择善会在性质上不同于传统的行会组织，它的基本出发点不是排除异己和防止竞争，而是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促进银行在日本的普及和发展。它面向所有的银行业者，在组织原则上是互助互利和开放平等的。
　　在涩泽荣一的主持下，择善会从成立起，便在推动银行业自身发展以及带动殖产兴业国策的落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择善会创办了日本民间首份以国内外经济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杂志《银行集会理财新报》。该杂志除了刊登择善会议事录之外，还刊登介绍有关银行业务知识的文章和西方经济学家的译著。由于它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注重满足读者的需要，能够回答银行业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所以很受业界欢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其次，择善会在完善银行业务制度方面做出了多种努力，并向政府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完善银行业务制度的具体建议和报告，如《银行破损纸币的兑换方法》、《关于活期银行支票背签格式的报告》、《关于国立银行纸币交换方法的建议》、《拒付支票的处理方法》等等。再次，择善会还有力推动了银行票据这一新的流通工具的使用。今人皆知，银行票据作为货币持有的一种凭据，使用它不仅大大方便了银行的用户，同时也能促进银行间之的业务往来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但当时人们对银行票据的了解十分有限，拿着一张纸头远不如拿着沉甸甸的真金白银心里踏实，所以愿意使用银行票据的人很少。鉴于这种情况，择善会就如何推广使用银行票据的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就票据的格式、鉴别依据以及支付保证等具体事宜达成了共同协议，该协议上报后不久即得到了大藏省正式同意，对后来银行票据的普及使用和票据制度的形成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择善会从成立到解散共经历了三年时间。在这三年里，涩泽荣一领导该会，不仅为日本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也为财界活动的展开积累了有益经验。然而，涩泽并不满足于这些成绩，他始终坚持“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一办会宗旨，因此当有会员提出与东京另外一个银行业商会组织“恳亲会”合为一体的建议时，他审时度势，考虑大局，决定接受这个建议，解散择善会，创立东京银行集会所。经过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准备，东京银行集会所正式成立，会员银行为39家，涩泽荣一被选为集会所委员长，由此翻开了银行业界组织活动的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