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结合的经营原则
　　涩泽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传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之论。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与不法商人的不当牟利有关，但如果把这种观念化，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危害。
　　涩泽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突出的误解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道德”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做了自己独到的论证和说明。他通过对《论语》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涩泽还补充道：“孟子也主张谋利与仁义道德相结合，只是后来的学者将两者越拉越远，反说有仁义而远富贵，有富贵则远仁义。”在这里，涩泽完全否定了以往人们对于“仁则不富，富则不仁”的理解。同时，他指出这种理解的危害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因此，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涩泽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后走向了亡国。”因此，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义和利可以并行不悖。
　　由于时代的缘故，涩泽的思想仍然处于感知体会层次，没有构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正如森村英正等一些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无论从理论和逻辑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历史和文字训诂的角度来看，涩泽的“《论语》加算盘”式经营思想都存在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欠缺。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涩泽的学说在思想内涵上比较肤浅；有的学者指出他对公益和私利的论述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和混乱等等。但这些缺陷并不影响涩泽的道德经济合一学说的历史地位。涩泽经营思想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轻商”的传统，很多青年人投身于实业界，推动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生成与发展。正如曾担任过日本经济院院长的有泽广己评价涩泽时所说：“产业本身便以与之相符的进取自尊的气象极为活跃地向前推动，在此影响下，无论中央和地方，士魂商才的企业家辈出。”从其思想的实践意义上说，涩泽的经营思想功不可没。
　　1983年，日本的《日经产业新闻》进行了“日本企业家崇拜的人物”调查，结果显示，德川家康居首位，第二位便是涩泽荣一。可以说，涩泽荣一奠定了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和价值取向，而且其作用至今不减。涩泽的《〈论语〉与算盘》，也依然是日本企业家阅读多的管理经典著作之一。要想了解近代日本经济腾飞的奥秘和管理思想状况，必须了解涩泽荣一。
　　如何看待日本儒学和传统：反思涩泽荣一
　　中国宋朝的赵普声称，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日本近代的涩泽荣一，则是以一部《论语》治工商。看来，《论语》确实值得学界琢磨。正是因为涩泽提出的“《论语》加算盘”，使得不少中国学者从中看到了儒学在未来的曙光。有人声称，涩泽荣一的思想，弘扬了传统儒学的近代价值，开辟了资本主义时代儒学依然能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也有人宣布，涩泽荣一的成功，宣告了近代史尤其是近代企业史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破产，证明了儒学在东亚能够形成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力量，打破了韦伯提出的只有新教才是资本主义精神支柱的神话。更有甚者，则毫不客气地批评从西方学习管理学是舍本逐末，应该以涩泽荣一为榜样，从中国传统中寻找管理学的真谛，不要上洋人的当，丢弃祖宗的宝贝而拾取他人的牙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中国的管理学界，活跃着形形色色的“本土派”，虽然他们观点各异，但都对儒学在现代管理中的价值和作用深信无疑。因此，这一现象确实值得学界尤其是管理学界共思。
　　儒学是孔子创立的，但是，即便在中国，儒学也几经变迁，一变为汉代经学，再变为宋明理学，三变为经世致用之学，四变为海外新儒学。即使孔子在世，面对现在的儒学，他老人家能不能承认这还算儒学尚有疑问，况且涩泽的儒学，又同中国的儒学大不一样。说透彻一点，涩泽拿的那本《论语》，尽管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是内涵是不是还是那些内涵，其中大有文章。如果看过涩泽的《〈论语〉与算盘》就不难看出，涩泽对《论语》的解读，是从批判朱熹入手的。对朱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当然可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况且，朱熹也是死后才名声大振的，生前并不怎么得意。但是，涩泽对朱熹的批判，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对《论语》的重新解释。中国有些学者，往往以涩泽为例，来论证儒学的现实功用。这些先生们先别急着高兴。因为涩泽对《论语》的解释，已经在本质上对《论语》进行了改造。
　　评价涩泽荣一，必须对日本的儒学发展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学者推崇儒学，尤为推崇《论语》。然而由于日本不受科举制度的束缚，对《论语》的解释比中国要自由得多。到明治时期，日本的儒学总体上已经同中国本土儒学产生了很大不同，重要的是，儒学被改造为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那些日本政治家们，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西周等人，宣扬的是儒学和武运的结合，尊崇孔子和敬仰天皇的结合，孔子和武士道走在了一起，神道与儒学糅合为一体。所谓“和魂汉才”，正如中国的“中体西用”一样，骨子里必须是“和魂”，儒学是用来支持“皇道”的。中国孔子的正宗传人孟子，因为有较为明显的民本思想，日本人就不大愿意提到他。
　　涩泽脱离了官场，所以，他不是从政治角度解释儒学，而是从工商经营的角度解释儒学。这就使涩泽与日本官方的儒学有了区别。但是，在改造儒学的内涵上，涩泽与那些官方同道异曲同工。中国儒学不管怎样变化，从孔子开始，就有一个共同基点，即特别强调义利之辨，尤其是义利之分，基调是重义轻利；而涩泽的解释则强调义利之合，强调的是孔子重视财富不亚于重视道德。仅仅这一点，就使涩泽的《论语》打上了鲜明的“大和”印记。他把菅原道真提出的“和魂汉才”改造为“士魂商才”。这个“士”，不但是孔子所说的文士，更重要更本质的是日本所独有的武士。尽管学者考证的结论是涩泽没有读到过韦伯的著作，但是，在关于工商业发展的理性逻辑上，与其说涩泽的思想更接近于孔子，不如说涩泽的思想更接近于韦伯。在关于工商伦理的论证上，与其说涩泽更接近于儒家，不如说涩泽更接近于斯密。如果不带偏见，读涩泽的《〈论语〉讲义》，就会发现，他不过是以汉字和儒家的词语，阐释着《国富论》和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把涩泽的“国家利益”换成密尔的“多数人的利益”，这一点就更加明显）。涩泽倡导的“儒家资本主义”，其基本性质在“资本主义”上而不是在“儒家”上。弄清这一点，才能理解涩泽。
　　如果说，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在政治层面是军国化的，那么，涩泽主张的儒学，伴随着他的“下海”，在工商层面则是功利化的。山县有朋给孔子手里塞了一把军刀，而涩泽荣一给孔子手里塞了一把算盘。中国的儒学中，孔子的形象是温文尔雅的；而日本的儒学中，孔子的形象是威严理性的。一厢情愿地认为涩泽弘扬了中国儒学，就必须接受这么一个被军刀和算盘改造过的孔子。那些以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当代中国学者，当于丹解释的孔子与他们理解的孔子不一样时，表现出了合乎情理的痛心疾首；然而，如果他们不去义正辞严地教训涩泽歪曲了孔子，就显得有点滑稽了。同样是对孔子的改造式解读，厌恶于丹而赞扬涩泽，会使人怀疑学术品格的分裂。
　　所以，认为涩泽荣一成功地弘扬了中国的儒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感情判断代替了理性判断。尤其是那种用模糊的“东方”概念来展开论述的，多半都忽视了甚至是有意回避了日本与中国的差异。对于这种“东方传统”或者“东方思想”的说法，我们需要反问一句：日本与中国是不是属于同一个内涵的东方？这种反问，并不影响涩泽本人的地位，但能矫正我们对日本儒学的认知偏差。
　　虽然涩泽所说的《论语》不是我们熟知的那部《论语》，涩泽推崇的孔子也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孔子，但涩泽的做法，却值得我们在中国研究管理时思考。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割断传统。当然，传统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变化着的传统依然是传统。试图割断传统，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和灿烂的明天，终都会撞上传统的南墙。涩泽的贡献，就是以符合工商社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尊重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给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涩泽用来改造《论语》的基本思想，不是发源于中国的儒学理念，而是发源于欧洲的功利主义。涩泽采用的方法，是用日本人早就接受了的孔子话语体系，阐释从亚当。斯密到密尔的市场经济思想。而这一话语体系，符合日本的传统思维和习惯表达。涩泽的工作，是创造性地把西方工商社会的理念移植到日本，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观念转变。此后日本的经济体系和经营思想，都带上了浓厚的涩泽印痕，影响日本达百年之久，而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正是这一贡献，奠定了涩泽在日本的大师地位。
　　不管涩泽荣一对儒学的表达多么“浅薄”，也不管他的思想中有多少“自相矛盾”，能够正面影响历史进程并产生了如此效应的人物，无疑属于大师。本文认为，研究涩泽荣一，不宜过份宣扬他对儒学的贡献，而应注意他对日本式经营思想的阐发；不宜发出涩泽证明了儒学能够诞生出资本主义的定论，而应作为我们如何继承并改造儒学传统，进而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参照系；不宜轻易就宣布涩泽打破了“韦伯神话”，而要分析涩泽的思想逻辑为何与斯密、密尔甚至韦伯暗合。从涩泽的《论语》式表述上，我们确实能够看到民族特色和国家特色，但从涩泽的思想内涵上，我们更确信人类思想具有普适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