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步入近代化国家行列。这个以往被人看不起的“蕞尔小国”，伴随着“脱亚入欧”而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各国的样板。二战几乎摧毁了侵略成性的日本，战后重建和经济起飞的成就，又使全世界对日本刮目相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的萎靡不振，使学者们开始对“日本经验”加以反思和质疑。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管理学的追问，是全球化背景下清理“管理理论丛林”的必要工作。涩泽荣一就是一位在日本的近代化之初奠定工业化基石的大师。涩泽不仅在实业领域成就卓著，而且在管理思想上独树一帜。他接受并在日本推广了现代银行制度和股份制企业治理结构，在日本近代企业的创建发展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提倡的“《论语》加算盘”式经营理念，以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成功地实现了经济思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正因为对东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再创造，他被看做“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当然，用现在的眼光看，涩泽荣一的理论似乎很常见，逻辑体系也不明晰。但是，他切切实实地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进程，而且他的经营理念至今仍然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涩泽荣一已经成为日本企业经营管理的典范和象征。他的大师地位，已经融入近代以来的日本社会氛围。
　　从倒幕攘夷到师夷维新：涩泽荣一的成长经历
　　在日本，涩泽荣一（1840—1931）的名声极大，从后人赞美他的头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头衔有“日本实业之父”、“日本企业创办之王”、“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等。谈到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不可能不提到涩泽荣一。他一生的业绩确实宏伟非凡，远非他人所能比拟，仅仅参与创办的企业，就多达五百余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重要的产业部门。更重要的是，他热衷于西方经济制度的引进和企业形态的创新，创办了日本家近代银行和股份制企业，并率先发起和创立近代经济团体组织。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
　　“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的少年生涯
　　1840年（天保11年）2月13日，涩泽荣一出生于日本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今琦玉县大里郡丰里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叫涩泽市郎右卫门，母亲叫荣。他家有三个男孩，涩泽荣一排行老三，所以乳名叫市三郎。但由于两个哥哥不幸早夭，从不大记事时起，他便成了家中惟一的男孩。涩泽荣一的父亲农商兼营，诗书俱通，用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说，“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占全了。涩泽市郎善于家计，擅长经营，头脑灵活，除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和买卖染色用的蓝靛。在村子里，涩泽家是数一数二的富户。这样的家庭，有条件对孩子进行良好的教育。
　　在涩泽荣一五六岁时，他的父亲便开始教他书写汉字，诵读汉书，以《三字经》启蒙。大约七岁时，又让涩泽荣一拜一个名叫尾高新五郎的亲戚为师，接受正式教育。尾高新五郎是个颇具志士风格的人物，在他的教育下，涩泽十岁时，已经读完了《四书》、《孝经》、《十八史略》等中国典籍，而且读过《日本外史》，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使儒学的基本思想渗入了涩泽荣一的血脉。这种在启蒙阶段的似懂非懂状态下学到的知识，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意义上，涩泽后来推崇儒学，不但是出于他的理性思考，恐怕更多地是出于他儿童时养成的下意识习惯。
　　涩泽荣一的刻苦好学自然让父母高兴，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希望他成一个儒者。在他十四岁那年，父亲开始让他帮助自己操持家务，时常带他一起出去收购蓝叶。蓝叶是制作蓝靛的原料，决定着他们家生意的好坏。耳闻目染加上个人的悉心钻研，涩泽荣一很快就掌握了鉴定蓝叶的本领，因此没过多久便可一人出外独挡一面做生意。现代心理学对儿童时代的经历格外重视，有人甚至认为，人的意志和性格，基本上都是在儿童时期奠定的。凡是“早当家”的孩子，成年后的行为往往会反映出少年时的经历。甚至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走得更远，认为人的性格是幼儿在牙牙学语之前的形成的，这似乎与中国的俗语“三岁看老”相印证。涩泽这样的家庭，从父辈的勤劳持家，潜移默化，到文化培养，再到现实磨炼，“成才”的因素几乎占全了。在有的家庭，“独子”会变成娇生惯养的借口，而在涩泽这里，“独子”地位更加强化了他的责任意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上天的垂青并不仅仅是靠运气。靠的是大任降临之前的准备。涩泽的少年经历，为他日后的“大任”积累了资本。
　　然而，社会环境从另一个角度在教育着涩泽。幕府时代的日本，与传统中国的社会背景大不相同。从宏观角度说，日本的领主封建制，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差别极大，而大名、武士、平民的等级区分，使社会阶层缺乏上下流通的渠道。例如，日本很长时期都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影响中国至深至远的科举制却并未被日本搬过去。科举制虽然有许多弊端，但却是让传统中国人们改变社会身份的重要制度。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这种垂直流动的写照。而日本的等级观念和论资排辈传统，与缺乏这种流动渠道紧密相关。对于像涩泽荣一这样一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农家子弟来说，当时的社会充满了不平等。在他们“出人头地”的道路上，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涩泽在家里是顶梁柱，在村里面对的是人们羡慕和信任的目光，而到社会上则遇到的是难以忍受的鄙夷和歧视。这种强烈的反差，对年轻气盛的涩泽来说，具有极大的刺激。在涩泽十七岁那年，有一次代替他的父亲出席领主征收御用金的会议。因为他是农家子弟，遭到领主下人的蔑视和嘲笑。也许，涩泽改造社会的想法，就是在这样一些生活琐事和日常经历中萌发的。
　　从“倒幕攘夷”到幕府家臣
　　涩泽荣一的成长时期，日本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一方面是幕府统治不得人心，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咄咄逼人。内忧外患，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在这种局势下，涩泽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开始表达对社会体制的强烈不满和寻找改变社会处境的道路。年轻人的激进，同年长者的沉稳会形成鲜明对照。有这样一种说法：三十岁以前不激进是没血性，三十岁以后还激进是没脑子。涩泽荣一在热血沸腾的年龄，也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激进。在二十二岁的那一年，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放弃了家业，到江户（现在的东京）会师结友，成了倒幕攘夷运动中的一员干将。
　　当时的日本，在欧美的侵略扩张面前，统治者分裂为以德川幕府为核心的开国通商派和以萨摩、长洲诸强藩为核心的锁国攘夷派。涩泽出于对外来侵略者的痛恨，狂热地加入了攘夷倒幕运动。1863年，涩泽荣一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在这年，他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制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攘夷暴力行动计划，并购买了武器，准备以武力先占领高崎城，然后再一鼓作气打进横滨，将那里的外国人全部杀光，以振攘夷的士气。但是在实行计划之前，由于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暂且作罢，恰好这时又有知情者被捕，涩泽不得不逃到外地。然而，也许就连涩泽本人都没想到，这一意外的挫折竟使他由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为了求生，涩泽由熟人介绍，走进了一桥庆喜的家门，成了封建幕府要员家的武士。这位一桥庆喜非同一般，他当时任京都守备，是有可能继承将军位置的人物。后来，一桥果然成为德川幕府的后一位将军，即德川庆喜，而涩泽则成为德川的家臣。说起来，德川庆喜并非冥顽不化的守旧分子，而是主张效仿欧美的改革人物，不料“天不佑曹”，原来支持他的法国翻脸，倒幕运动势力猛增，德川幕府内外交困，不得不向天皇交还大政，日本进入了明治维新时期。
　　涩泽在德川家为臣时，谨守臣道，办事得力，尤其是他的理财才能，很快就被将军看中，深受信任。当德川庆喜于1867年派弟弟昭武去欧洲考察时，涩泽被选为昭武的随从。将近两年的国外考察，又一次改变了涩泽的人生轨迹。德川幕府的垮台，正好发生在涩泽出国期间。如果涩泽当时在国内，那他的处境就很难预料。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涩泽回国后，幕府政治已经终结，然而涩泽不管是经商还是当官，始终对德川庆喜保持着谦恭的臣子本色。政治上的纷争与人格上的完美不是一回事，但是往往又搅在一起。德川庆喜十分聪明，交出大政后远离政治，热衷于摄影、狩猎和民俗研究。为了避嫌，他连旧家臣面都不见。但是，涩泽依然坚守臣道，在经济上多方资助德川，而且不计成本编撰了八卷本的《德川庆喜公传》，以彰显其历史功绩，公正记载幕府末年的史实。涩泽本人此举是为了尽一个家臣的本色，而这一巨著在客观上却成为日本近代史的珍贵资料。
　　对于德川庆喜，松下幸之助曾在《用人之道》里写道：“德川庆喜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顾全民众的将来与国家的发展，坦然从权倾一国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与平民并齐，归于平淡，却引导出一个更辉煌雄伟的日本。领导者实在应该多多学习庆喜的胸襟与度量。……然而，在当时德川庆喜将军是怎样做出这么明智的决定呢？这是因为他个人深明进退之道，换句话说，在自身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之间，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明智豁达的将军和忠贞不二的家臣，谱写出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欧洲游历和“以夷为师”
　　长时间赴欧游历考察（1867年1月－1868年11月），对涩泽荣一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法国的万国博览会自然成为展示西方经济繁荣的大橱窗。在这里陈列的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工业产品，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纺织机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
　　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世界兴起的奥秘，涩泽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法语，并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请了法语老师。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长时间他居然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对话和交流了。语言障碍的排除为涩泽考察和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有了更多考察欧洲社会细节的机会。
　　在法国，涩泽处处都能感到西方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强烈反差。例如，在与法国政府官员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毫无高低之分，两者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而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犹如天壤之别，毫无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涩泽痛切地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就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把工商看成是强国的大业。
　　不仅如此，为了探索西方工业高度发达的奥秘，涩泽荣一还特意拜访了银行家弗罗里赫拉尔特等人，向他们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认真听他们讲解有关银行、铁路、股份公司企业及公债等知识，参观了有价证券交易所，从而对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经济生活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为后来从事工商企业活动和推广普及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法国学习和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涩泽荣一又随昭武到欧洲各国进行了旅行访问，先后去了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在这些国家，涩泽荣一参观了大量的工厂，包括针织厂、钟表厂、各类军工兵器厂、钢铁厂、机车制造厂、玻璃厂、造币厂等等，看到了日本所没有的社会设施，包括近代军营、报社、博物馆、银行等等。所到之处，使他大开眼界，深受工业文明的震撼。他参观了当时正在开凿施工中的苏伊士运河，其气势之宏伟使他从中看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拜见比利时国王时的情形，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他不能不感到，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
　　通过对西方各国的访问考察，涩泽荣一看到了一个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的思想因此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和冲击，懂得了西方为何强大和日本为何贫穷落后的道理，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效仿西方走工商立国之路，从而彻底抛弃了以前盘踞在头脑中的攘夷排外思想。涩泽荣一在思想上的这一根本转变，使他结束了多年来的苦恼和徘徊，终于找到了人生新的目标，这就是以夷为师，以工商振兴日本。
　　涩泽荣一由倒幕起，到家臣终；由攘夷起，到师夷终。这一经历，不但富有传奇色彩，而且为他后来承担的历史重任做好了准备。
　　涩泽荣一与日本近代银行业
　　1868年11月，涩泽荣一结束了对欧洲近两年的访问和考察回到了日本。这时的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政府确立了文明开化、国富兵强、殖产兴业三大治国方针，由此拉开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变革和工业化的序幕。这一历史性的巨变非常令人鼓舞，也使涩泽感到实现工商救国这一人生新目标的时刻已经来到。他效仿西方的股份制，创办了一家从事农业肥料和大米买卖的企业。然而，涩泽没有想到，正在他满怀信心准备从事实业时，却接到了新政府大藏卿（财政部长）大隈重信的邀请，请他出任大藏省的官僚，担任租税正。对此，涩泽本来犹豫不决，但新政府赏识他在陪同昭武访欧期间表现出的理财能力和才干，没有因为他是旧幕府家臣而将其拒之门外，这种态度打动了他。这样，经不住大隈重信的反复劝导和催促，涩泽决定走马上任，以报答新政府的信任。
　　明治时期的日本百业待兴，新政府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涩泽荣一不负众望，工作得十分出色。他提议在大藏省设立“改正挂”（相当于体制改革研究所），兼任挂长，直接参与了明治维新初期几乎所有重大经济政策（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设立国立银行、发行公债、地租改革等）的酝酿和制定，政绩相当突出，还兼管通商司。到了1871年，涩泽已升至大藏大丞，后又兼任造币头和大藏少辅（相当于现在的次官）等职。但此后没过多久，围绕财政支出方针问题，新政府内出现了严重分歧和对立，涩泽荣一和井上馨主张健全财政，量入为出，适当削减各政府部门的支出，并联名提出了意见书，但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采纳。涩泽同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发生了冲突。他不愿违心从事，决定辞官为民，从事他内心一直向往的工商业。他对那些对他弃官从商深感惋惜的人不无自豪地说：我的信念不可改变，我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说有为之人都愿当官，而平庸之辈才甘于从事工商的话，那么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是不会有希望的。在我看来，平庸之辈虽可为官，而非英俊之才则不能从事工商。从此，涩泽“下海经商”，走上了实业救国道路。
　　涩泽荣一弃官从商之后在事业上迈出的步是创办日本家近代金融机构——国立银行。这家银行与后来成立的许多国立银行一样，虽然名为“国立”，实际并非国营，政府没有投资，资本全部来自民间，按照股份制企业的原则来运作，在性质上属于拥有货币发行权的民营银行。涩泽荣一出资4万圆，按出资数量排列，他在71名原始股东中位居第12位，并出任总监一职。总监虽然不是国立银行在法律上的责任人，但按照涩泽同国立银行签订的契约规定，总监为董事会的议长，对董事会讨论的问题拥有终决定权，并对董事长及董事拥有告诫和教育的权力，而被告诫者必须服从，不得抗拒。可见这份契约实际上等于把国立银行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全都交给了涩泽。不言而喻，这对涩泽来说既是一个极大的信任，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从明治初期的情况来看，尽管新政权已经立足，但社会和经济仍然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迁之中，殖产兴业这一强国之策赋予近代银行的使命相当沉重，而面临的困难又不胜枚举。在这样的背景下，涩泽只能知难而进，依靠自己的意志、力量和智慧去迎接一个又一个充满未知和风险的挑战。 //ks.examda.com
　　国立银行1873年7月20日起开始正式营业。当时银行业务的主要内容包括特殊业务和普通业务两个方面。所谓特殊业务是指发行纸币（在日本银行成立之后被限期取消停止），负责政府资金的出纳，按照政府的指示收买公债证书和兑换；所谓普通业务是指金银货币的买卖，民间储蓄贷款，以及有价证券的汇兑。由于明治初期民间资金匮乏，企业活动尚且不够活跃，加之银行尚未形成社会信誉，所以来自民间的普通业务比较有限，特殊业务所占比重较大，在储蓄总额中政府的储蓄占了一半。为了真正发挥银行在工商业中的作用，摆脱依赖政府业务的局面，涩泽对国立银行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和改革，渡过了创办初期的种种危机，很快就当上了董事长。他强调，作为近代银行，金融业务主要面对的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民间，特别是工商企业。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涩泽荣一积极参与了王子造纸会社、东京铁道会社、东京瓦斯局等企业的创办，为开展产业金融业务培养对象和积累经验。他善于观察和把握市场状况和资金需求动向，并把扶持那些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影响的产业当做贷款业务的重点。例如，生丝一直是日本为重要的传统产业和出口产业，直到到19世纪80年代时，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30%左右。因此，保证生丝生产和流通的顺利进行，对于日本获得外汇、引进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和设备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生丝企业的资金匮乏，常常需要生丝批发推销商为它们垫付流动资本。而生丝批发推销商本身的资金毕竟有限，在资金的周转出现困难时，往往需要寻求外国银行的融资，从而使他们在与外国商馆的交易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根据这种情况，涩泽荣一决定把生丝批发商作为主要的融资对象来加以支持，尽一切可能满足它们在资金方面的要求，这不但可以使它们从外国银行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同时也增加了国立银行的贷款业务。1881年，横滨的生丝批发推销商决定联合起来，成立了生丝联合储存事务所，但因资金缺口很大而难于付诸实施。涩泽荣一得知此事之后亲自出面各方进行斡旋，共筹集资金500万圆，为生丝联合储存事务所的成立提供了保证。
　　经过了近十年的不断摸索和拼搏，涩泽荣一确立的产业金融方针收到了日趋显著的效果，国立银行的经营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与成立初期相比，资金数量、来源构成、资金运用状况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1877年到1889年这12年间，资金总量增加了55%；在储蓄金中，政府公款储蓄的比重大幅下降，而民间储蓄的比重大幅提高，在数量上已相当于公款储蓄的10倍；而在民间储蓄中，公司账户储蓄的比重由28.2%提高到45%.从资金运用情况的变化来看，借贷总量增加了1.7倍，票据贴现大量增加，所占比重由4.3%上升到9.6%，押汇票据的比重上升到20.2%.与此同时， 资金的运用效益也提高得很快，盈利状况十分看好。显然，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国立银行已完成了向近代商业银行的转变。因此，与其他国立银行相比，国立银行的业绩为突出，体制也为健全，成为国立银行中的龙头老大。然而，涩泽荣一并没有满足于此，在他看来，国立银行一家的成功还远远不够，而整个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于国家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一直十分关心其他银行的发展，主动向他们传授专业知识和自己的经验，帮助他们培养人才，与他们建立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从而使国立银行成为银行业中的典范，对日本近代金融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