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考评的分类指标，唐代有“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要求廉洁、公道、勤勉、不懈怠。“二十七最”是针对二十七个行业也即当时政府管理的工作，设定的不同考评标准，如对秘书性参谋人员规定的最高标准是“献可替否，拾遗补阙”，对警卫人员规定的最高标准是“部统有方，警守无失”，对监察人员规定的最高标准是“访察精审，弹举必当”，对公文核检人员规定的最高标准是“明于勘覆，稽失无隐”，对市场监管人员规定的最高标准是“市廛（音chn，集市——作者注）弗扰，奸滥不行”，对农业管理人员规定的最高标准是“耕耨以时，收获成课”。根据这些标准，将“善”与“最”结合起来考虑，将被考评对象区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 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有二善为中上，无最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缺为下中，居官陷诈、贪浊有状为下下。”［6］
汉唐时期在设定绩效目标时有四个特点：
一是疏而不漏，简而易行。他们懂得制定目标任务不能过于苛烦，否则适得其反。如唐人李峤在奏文中写得很深刻：“夫禁网尚疏，发令宜简，简则法易行而不烦杂，疏则所罗广而无苛碎。”目标任务疏离而不漏、简单而易行，容易落到实处。
二是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绩效目标不顾此失彼，而是尽量做到兼顾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
三是注重实际业绩。不看“虚活”，重在练“实功”，激励官风始终保持务实进取的状态。
四是将绩效考评指标制度化。唐代制订了专门的法律——《考课法》，正式编入用以“设范立制”的唐令第十一篇。汉唐制定的“六条”也是带有法律性质的规范化文件。
二、汉唐时期绩效考评的运作机制
汉唐时期绩效考评有比较配套的机制，如“双向制”和考评结果应用机制。
（一）自下而上的绩效报告机制
汉代有“上计”制度，即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状况。县令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状况等，编制为计簿，呈送郡国。郡守再根据属县的计簿，编制郡的计簿，上报朝廷。朝廷据此评定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汉代还为这种制度颁布有专门的法律《上计律》。汉代上计吏由郡守的僚佐担任，每三年上计一次，即“汉法，三载上计，以会课最。”唐代基本与汉代相同。
（二）自上而下的考评监察机制
汉唐时期还有更重要的一条考评地方官吏的渠道，即由中央派员长驻地方或临时派员检察地方政府的行政过程、行政行为和行政结果等。汉代将全国分为十三州（唐设十五道），也即十三个监察区，这十三州不同于原有的行政辖区，是纯粹的监察区，每州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十三名刺史（唐设采访使）为监察官，各负责一州的监察事务。刺史在州内有自己的住所，即常设的官署，他们每年年终赴京述职，其余时间在州内执行监察职任。十三州刺史皆隶属于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府，由御史中丞具体督管。刺史是中央监察机关派遣常驻地方的监察官。刺史的监察方式是，日常在治所接受对州内地方官吏和豪强的检举揭发并据此上奏弹劾，此外还须于每年秋分之际，率领属员巡查州内诸郡国，实地考察其治理状况。接触下级官吏和民众，了解郡国守相在处理政务、执行法律、安抚百姓等方面的情况，并上奏朝廷，以定升黜。
（三）以巡查为主的不定期考评机制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渠道外，汉唐时期还有一种临时性突击考评地方官吏的辅助手段。其主要形式是巡查。对地方的巡查也分两级进行，即中央对郡国和郡对属县的分级巡视。中央对郡国的巡查叫“巡视”，是最高行政长官或代表最高行政长官的巡查，他们对郡县长吏及地方豪强有处罚权，在巡行时对贪官豪强可当即处置，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他们的巡行无论对当地的长吏还是监察官员都有相当震慑力，是很好的监督、考评地方官员的办法。中央对地方的巡查是不定期的，由皇帝本人进行还是派员，或由御史府派遣使者，是不固定的，随机的。郡对属县的巡视一般由郡太守本人进行，称为“行县”。郡太守行县必须定期进行，一般是在每年春季。
（四）绩效考评结果应用机制
汉唐时期重视对考评结果的应用，在俸禄增减、品阶升降、职位变动、荣辱与夺等方面都体现了不同考绩的结果。唐太宗将这一条视为国家治理的关键，他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 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7］
《唐六典》卷二《考功郎中员外郎》载有具体的奖励办法。获得“中上”者，可加禄一季； 得“上下”者，加禄二季：“上中”者，加禄三季：“上上”者，加禄一年。得“中中”者，维持原俸禄不变：“中下”者，夺禄一季：“下上”者，夺禄二季； “下中”者，夺禄三季； “下下”者，夺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