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理行为研究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从投入期转入产出期，并已日益成为我国外向型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截至2001年12月底，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达 3954．69亿美元，外资对GDP的贡献不断增加。以江苏省为例，全省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1998年为101．1亿元人民币，1999年为161．23亿元人民币，2000年为225．35亿元人民币，年平均增幅高达62％。但在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总量连年增长的同时，其利润汇出的总量也呈现较高的增长态势，以全国为例，1998年为220．24亿美元，1999年为280．21亿美元，2000年为265．37亿美元。

从理论上讲，境内外商企业投资收益列入东道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而该项利润收益的处置却是跨国企业全球转移价格行为的组成部分，操纵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企业手中。近年来，上述外商投资企业较大规模投资收益的流出状况，已直接导致了我国国际收支收益项下的持续逆差。因此，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分析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行为的主客观因素，深入研究其中的利润留用结构状况，对维护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完善经常项目管理政策，更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本文主要针对利润处置中留用存量与结构的分析，因此其分析基于以下条件：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真实可靠；避税行为合理；现行法规的承诺和宏观经济面稳定。
一、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理性行为分析
一般地，外商投资企业对其利润处置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1)逐年分配利润并及时汇出；(2)转增资于本企业或再投资于境内其他领域或企业；(3)利润逐年分配但不汇出，留用企业内部周转；(4)利润不作分配而留用。其中，后三类属利润留用的处置方式。进一步调查显示，对已留用企业内部的外方利润，还有不计利、计单利或计复利的不同处置方法。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企业利益最大化驱动了其利润处置方式的理性选择，进而决定资金的流动方向。因此，我们首先采用单一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评价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的理性行为。表1推导中设定的变量为：L：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表示资金在境外的平均收益水平，取1年期利率在2001年各月的平均值3．4％(数据取自《中国外汇管理》各期)；r：境内盈利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投资收益率8％(数据由江苏省外资企业平均实现利润与平均资本总额推算而来)；t：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率，第1-2年免税，第3—5年减半税率为 16．5％；i:利润留用企业内部所享受的年利率，按江苏省外资企业联合年检中的平均水平4％计息。X：企业期初获取利润为100万美元。假设条件为：(1)忽略资金汇出费用；(2)不计利息税因素；(3)忽略利润再投资的退税因素；(4)假定该企业连续选择同一种利润处置方式；(5)不考虑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理性行为中，选择利润留用的整体收益明显大于利润汇出，而在留用利润中，又以转增资和再投资的平均收益为最大，且计复利情况下的整体收益均高于计单利和不计利。
二、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的会计行为分析
从理论上讲，上述利润处置的理性选择属于企业财务决策范畴。为便于分析这一决策行为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的实际影响，我们还需从财务角度对其会计特征作进一步界定。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处置的具体操作和会计核算过程一般为：(1)对税后净利润，贷记结转至“未分配利润”科目(出现亏损时，相应冲减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如有未弥补亏损，则作为未分配利润的减项反映)；(2)根据董事会确定的“三项基金”提取比例、分配利润的比例以及投资方股权份额进行股利分配时，借记冲减“未分配利润”，贷记转入“应付股利”科目(也有不规范地记入“其他应付款”科目中的)；(3)投资者提取股利时，则借记冲减“应付股利”余额。所以，从会计核算角度划分，企业利润处置的结果包括应付股利和未分配利润两部分。这两类资金在性质、使用和会计核算上都有较大的不同。
“应付股利”是经董事会批准，已分配给投资者、而投资者暂未支取的利润，其所有权属于投资者。在会计核算中，“应付股利”被归入“流动负债”类科目。一旦投资者需要提劝应付股利”时，企业必须按账面余额随时予以拨付。从本文研究的角度看，企业拨付部分即为“利润汇出”，未使用部分即为“利润留用”。
客观地审视我国长期以来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外方利润处置的一系列管理政策仅将管理的重点置于利润汇出和再投资环节的“真实性审核”上，而忽略了对整体存量利润的监测与结构分析。因此，出于审慎监管的目的，为避免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冲击，更好地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必须未雨绸缪，高度重视外方利润留用的存量和结构的主动性管理。